战败日下午三点出发的列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到了直江津，好长时间都没动地方。同行的四五个人随身携带的粮食都不多了，大家都很饿。

到了长冈附近时，我饿得都快没力气了。就在这时，比我高一年级的铃木淑夫叫了一声“现在我们就来个豪华派对吧，我请大家吃东西”，接着哗啦一声倒出好几个鲑鱼罐头。大家一起吃起来，那味道我终生难忘。铃木君是如何弄到鲑鱼罐头，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列车到达上野是8月17日，我马上就去了位于上野元黑门町的父亲的会社，见到父亲我十分高兴。母亲她们当时疏散到了日野那边，后来我们举家搬到小石川区高田老松町（现在的文京区目白台），第二年辗转搬到父亲会社所在的上野元黑门町，下一年又搬到了本乡弓町。

科学班一直办到1947年3月特别科学教育制度被废止。这期间，东京高师附中的棒球队参加了1946年全国初中大会，而足球队于同年战胜神户一中称霸全国。科学班的学生热衷体育的不在少数。我在金泽的时候参加了剑道队，战后剑道队取消，又相继参加了足球队和乒乓球队。

1948年4月，我升入新制高中（1949年改称为东京教育大附属高中）。我家的变故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战争结束后，父亲的会社曾经想继续做钟表的老本行。1945年10月，会社通过了赔偿设施的认定，生产设备等由国家接收。但是钟表产业是日本战后复兴必不可少的产业，以此为由，同年12月，这个认定又被国家解除了。为了强化精密仪器、扩充产业结构，1947年奶奶开始了手表、闹钟、相机零部件的生产，社志里面清楚地记载了这一条。但父亲的会社曾经生产过与相机有关的产品这件事，直到最近我才知道。1956年，我进入了日本光学。

会社向民用产业的转型并不顺利，这其中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战争期间，会社为满足军需，急速扩大生产规模，但随着战争结束，会社也几乎同时丧失了全部的客户和市场。1946年，东洋钟表的从业人员有3 085人，带着这么多人进行转型改革是十分艰难的一件事。

而且，其间还发生了多起劳动纷争。1946年7月在上尾工厂（埼玉）发生了大规模劳动纷争，从这之后劳资关系越发紧张，双方经常发生冲突。1949年12月，东洋钟表已被逼到破产解散的绝境。

父亲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个人担保，家产也全部抵押了出去。后来，破产的烂摊子收拾好以后，父亲还曾想从钟表企划和咨询顾问入手重整山河，但效果不好，最后不得不收手。

我父亲滴酒不沾，是个老实的生意人，温厚的性格让他有点老好人倾向。我觉得父亲并不适合在那个剧烈变革的年代担任企业经营的舵手。我后来也成为一个企业经营者，很多时候，我都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为人宽厚的父亲成了我工作上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