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然后跳槽

在东贩，我先是在出版科学研究所做了三年调查工作，然后转到媒体公关部，负责《新刊新闻》的编辑。由此，《新刊新闻》的发行量从原来的5 000册增至13万册。

我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的股票投资在我进入东贩以后仍在继续。除此之外，我与中央大学的同学，同样来自信州、后来进入房地产行业工作的小笠原英一君一道共同把土地买卖正式当做了副业。

当时住宅用地需求量正在增加，我们就去寻找东京郊外那些有可能开发为住宅用地的农业用地，看中以后只需支付10%的定金，就可获得对这块土地的支配权。然后再申请农业用地转住宅用地，获得许可以后就把土地转卖出去。

在昭和30年代（1955～1964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土地价格3～6个月就可以增值30%左右，所以这项买卖的利润很高。那时我就是这样，每天上班做着中规中矩的工薪族，业余时间从事着买卖土地的副业。

这期间，我的姐姐们开始着急起我的婚事来，总在我面前说让我尽尽孝道，早点结婚，好让父母安心。于是，1959年，26岁的我跟小我两岁的美佐子结婚了。

新婚当时，在蜜月地

我和美佐子是那一年春天，由姐姐的婆家介绍认识的。4月，正好赶上皇太子大婚引发的结婚潮，于是我们就在10月举行了结婚典礼。

结婚、生子，一下子就到了30岁，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了。

媒体公关的工作，让我能有机会结识著名的作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的身后有一个大牌——东贩，并不是我自己的实力与吸引力使然。与那些我结识的凭借个人能力活跃在各个领域的能人们相比，我经常觉得自己很是卑微和渺小。

有一次，我与评论家大宅壮一的学生们在一起，聊起制作电视节目的事情，就想合伙做一个独立的项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打算单干。

20世纪60年代初，娱乐的焦点从电影转向了电视。我们都认为应该做点什么，就开始寻找赞助方，我想起了以前拜访过的公司——洋华堂。

刚进入洋华堂就开始后悔

一年以前，我打算跳槽，于是找小笠原先生商量。正巧他客户中的一家正在招人，小笠原先生就推荐了我。

“那个洋华堂究竟是什么样的公司？超市是怎么回事？”

别说洋华堂的名字，就连综合超市属于哪一行我都搞不清楚，对流通行业也完全没有概念。我有个大学同学去了百货公司上班，我甚至还问过他“百货商店的工作有趣吗”这样的问题。

即使是这样，因为是朋友介绍的，我还是去参加了面试，第一次走进了位于足立区千住的洋华堂总部。但面试完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我实在想不到有其他的公司可以提供赞助，于是在一年以后，我再次走进了洋华堂。不同的是，洋华堂已经搬到了台东区龙泉，办公场地也焕然一新。

我见到了公司的二把手本部长日企职位之一，比部长大，比总经理小。——编者注，跟他谈了独立项目的构想，然后说到了赞助的事情。本部长听了我的话，看上去很感兴趣。他对我说：“很不错啊，既然要做，不如直接来我公司做好了。”

具体说来，就是我一边负责宣传单的编辑制作，一边推进独立项目。编辑工作对我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于是我就答应了。1963年，我30岁，跳槽到了洋华堂。

我一进公司，就去找本部长说独立项目的事，但他说将来再说。原来他并没有赞助独立项目的打算，只是为了招人。

晚了，失败啊。当初我跳槽时，家人都强烈反对，东贩的上司也曾大力挽留。不管怎么说，东贩是一家大企业，而洋华堂还在发展中，还是个中小企业，别人的反对也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仅仅因为没能拉到赞助就说要辞职，这样的话我还说不出来。

在东贩，我还担任着工会书记一职，正在与公司交涉员工涨工资的事情，事情还没解决我就跳槽了。结果我一走，那事情就了结了，每位员工一律加薪3 000日元。所以，东贩的员工们都说：“铃木与公司交涉涨3 000日元的薪水不成，一气之下才辞的职。铃木全是为了我们，他自己倒成了牺牲品。”

工会送别会那晚我们一共换了三次地方玩儿，其间没有一个人提前回家。为了欢送来自信州的我，大家把出生于信州的文学家岛崎藤村的诗谱上中央大学学生作的曲子，一起给我唱起了“离别歌”：

“再见了朋友/你将远行/请不要悲伤/整理好你的行装……”

独立项目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只有留在洋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