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门外传来海关大钟的《东方红》报时曲。西蒙的记忆一跃而起，这是中国古老编钟演奏的《东方红》。“东方红，”西蒙用中文跟着唱了一句，“太阳升。”这支曲子已经在他耳畔回荡一整天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心里跟随着唱。这钟声听上去有种伦敦大本钟的腔调，很难让西蒙真正相信这是编钟发出的声音。其实是谁的声音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方红》的曲调响彻在这里。

西蒙1972年时第一次来中国，就住在和平饭店。欧洲左翼学生领袖小组访华，虽然西蒙是个德国人，可他是牛津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当时他就住在一个套间里，就是七楼。但直到这次，他才知道七楼的套间里有一间，是当年尼尔·考沃德住过的，那是个头发上擦着凡士林，脚上穿着香槟矮帮皮鞋的资产阶级作家，他在七楼套间里写的戏，直到七十年代，还在伦敦的剧院中上演。

毛的红色国家旅馆竟然精心保留着欧洲二十年代的奢华之气，这是西蒙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套间里有分外宽敞的更衣间，更衣间里完整地保留着褐色的抽屉，鞋架和衣架。身处寂静的套间，似乎地理大发现时代还未过去。西蒙当时只带了一个小背囊，他将它放进那里，感到自己很孤单似的。

学生小组在西蒙的起居间里开会。他们得到通知，王洪文要来饭店接见欧洲学生。按中国的习惯，第一个与他握手的，应该是学生访问小组的领导。这时，学生们才意识到，成员们来自不同的左翼组织，根本没有一个大家都承认的领导。问题非常严重，在上海是王洪文接见，已有了第一个握手和要在接见时坐在他右手边的位置的问题。到北京是周恩来接见，那个位置因为周恩来，甚至有可能是毛泽东的接见而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学生们必须在一开始就解决这个问题。在西蒙的起居间里气氛紧张。大家都想当这个领导，但没人真正能让别人甘心退让，后来，决定大家轮流当领导，获得坐在东道主右手边的位置。

在西蒙的记忆里，年轻的共产党人王洪文有些愚蠢和自大。特别是他吃饭的时候，没有基本的礼貌，会发出很响亮的声音。从王洪文嘴里发出的声音，竟然一举击垮了西蒙对革命的精英主义理想。他并不相信文化的革命可以在草莽中发生，并得到成功。这种世界观的基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列宁的。西蒙一直以为自己仍旧是个毛主义者，他一直以为文化的革命，可以在古老的文化中发生，比如中国。毛是一个与古老龙文化决斗的勇士，这点他和达利差不多是同样的观点。

后来，他听到过一种无聊的说法，他听说王洪文不肯请他们吃西餐，是因为他不会用刀叉吃饭。他只肯请他们到上海大厦吃扬州狮子头。

年轻的学生们，中分的金色长发，曳地的喇叭裤，坐在龙凤厅窗前的桌上。阳光从江边薄雾中白亮地闪烁，照亮了整张桌子。桌上放着整张金黄色的维也纳猪排，和洋葱汤。炸猪排的盘子上，烧制着红色的和平饭店标记。旁边是紫红色的甜菜头，配菜。还有削成橄榄形的淡黄色土豆。他也能看见穿着烫得笔挺的白色卡其立领制服的服务生，他们的制服烫得笔挺，配着蓝色长裤。那是1972年。那时他痛恨德国历史中的重重羞耻，痛恨父母辈对大战历史的缄默回避，他有意用英国化的名字，穿系带皮鞋。他在中国过得挺自在，中国人看到他，只叫他外国人，并不追究他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西蒙推开椅子站起身来，走到那女人身边，用德语问她是否想要跳支下午的茶舞。“就像最普通的中年人那样。”西蒙说得并不得体，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妥。他为自己说德语的声音吓了一跳，他这些年来已经习惯说英语了。

但那女人不动声色地用德语简洁地答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