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伊朗国王（Shah）监狱的那三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摄影。我因为拍摄了有关贫苦和不公正的照片，并且将这些照片张贴在德黑兰大学里的墙上而备受折磨。那时我22岁。

我与摄影的相遇可以追溯到那之前的几年。人生常常如此，总是在青少年的几个关键年头，即13岁到17岁，一个事件，一次邂逅，能够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方向。那时，一根在你心中悄悄燃烧的蜡烛，有时这火光甚至能照亮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父亲送我相机那年，我14岁。我的第一张照片是给我侄子拍的，他站在一个埃菲尔铁塔的模型前面。对那时的伊朗来说，摄影是一种奢侈。我靠着打零工，艰难地买到了第一批黑白胶卷。我带着相机四处走动，常常会在大山和村庄里住上几天。我用眼睛去探索，努力地想要驯服这台机器，让它成为我的同伴。我感觉只有依靠它才能表达自己。是的，确实如此，它是我所有情感、想法、意愿的“翻译官”。我把每张照片都提前设计好，以便节省胶片，还在家中洗手间里布置了一个临时暗房，用来冲洗和晒印胶卷。我充满了激情和癫狂，在隐秘的昏暗当中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看着这种能让图像显现出来的魔法而惊叹不已，我为这种炼金术一般神奇的魅力所倾倒。到了选择专业的时候，我挑选了物理学，因为这是有关焦点和镜头的学科。我天真地以为这些学业与学习摄影是相关的。一年之后，我放弃了物理学，改学建筑学，因为受到了德黑兰大学美术学院神秘氛围的吸引。先是中学生，然后是大学生，最后成为建筑师，但在这期间我始终坚持摄影。我的生活不会有其他的发展过程。我看到的、见证的一切当中都有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当我25岁走出监狱时，我只是变得更有决心，是所有这些与我一起蹲监狱的人磨炼了我，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监狱对我来说是一所生活的大学。我结束了学业，开始在一家建筑设计所工作。伊朗伊斯兰革命此时正在酝酿之中。有一天，我在窗外看到一批游行的学生与伊朗国王指挥的军队对峙，我听到一声枪响，接着又一声，然后看到一个学生受伤倒地。有一个摄影师跑上前去，将这个场景永久地记录下来。我愣在那里很长时间，仿佛是突然受到了启示。当天晚上，我就向设计所请了三天假……后来这个假期变成了30年。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摄影师。当时，从世界各地来到伊朗拍摄实事的记者很多。我经过自学，有幸能够成为马克·吕布和唐·麦卡林的助手，这使我有机会观察他们的工作方法。一开始，我不敢在他们面前拍照片。因为在东方，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但是不久之后，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开始展示一些自己精心拍摄的作品。我最早的一批照片被刊登在杂志上，我因此成为了法新社驻德黑兰的摄影师，并且加入了由天才的高克辛·西帕里奥格鲁建立和领导的西帕新闻图片社，他也是摄影新闻的创始人之一，非常注重为新的人才提供机遇。在拍摄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之后，我被迫流亡，因为我的照片见证了新的政体对库尔德民众的残酷掠夺。于是整个世界都走进了我的视野。在那些年里我一直为《时代》和《生活》杂志工作。作为战地记者，我游走在无理由的暴力和无辜受害者的流浪当中，虽然看到的是诸多的残酷暴行，但我却坚持追求绝望背后的希望与和平。自1991年起，我开始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担任摄影师。多年以来，我从未停止视觉的探索，总是不停地质疑自己的方式和知识，作为一个初学的“朝圣者”，朝着新的摄影冒险之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