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重庆就是个火炉，白天将近40摄氏度，我每天光着脊背穿条短裤在屋里画。没有电风扇，白天、晚上门和窗户都开着。晚上就睡在水泥地上，因为睡床实在太热。杨千那个时候正耍女朋友，他女朋友在窗下一叫，我就骂，暴骂，同学间那种要好的骂——（女生上来）又得穿衣服，又得耽搁了。你知道一旦上了画布就收不住了，完全进入状态。每天一睁眼就看到它，晚上熄了灯光亮照进来还是看它。吃饭的时候看着画吃，吃完了把盆子往旁边一扔又开始画，整个人都在画布里边。那个宿舍好小，画又大，想看整体效果怎么看呢？我就买了个儿童望远镜来……前面三稿不算，正式上画布画了小两个月，没日没夜的，真是一气呵成。”

“那时候想，要是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室多好。所以我上来（当院长）第一年，正是最穷的时候，可我赌咒发誓要建一批工作室，就去找分管副市长，就建了第一座综合楼，实在是这个‘病根’太深了。”罗中立说。

“他画的《父亲》本来是很小的，没什么感觉，后来变成很大一幅，我就说：‘罗哥儿，你这画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连参展的资格都没有，就被枪毙了，因为你画农民画这么大，画毛主席才该画这么大；另一种可能是很震撼，你可能要得大奖。’”唐雯说。其时，罗中立已在小范围内宣布：“我就是要画得像毛主席像那么大。”

“那时候毛主席是神坛上的‘人’，我把他转换成像邓大伯（邓开选，《父亲》原型）这样一个人，其实是希望艺术能回到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轨道上来。

“我那时候想过，如果这张画要起波澜，应该就是在这一点上。但是后来很多人没有往这边想，他们更多的是从中看到我们父辈的形象……”

这是一张可以吸附一串成语的脸：饱经沧桑、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似曾相识……

重庆人王小丫主持节目的时候讲过一件事，当年她问父亲，爷爷长什么样？父亲找来一本杂志，指着上面印的《父亲》说：“你爷爷就长这样。”

这一有趣的“误读”或许提示了以下几点：第一，对于来源于生活的形象，人们自会欣赏；第二，视觉往往先于观念——在罗中立的构思里，“父亲”的背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人文主义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