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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中立15岁时第一次进到大巴山深处，当时，他是四川美术学院附中高二的学生。那是一个农业学大寨的标兵点：平昌县驷马公社。

罗中立回忆说：“大卡车开了两天，我们下车后又走了两个多小时，到山顶时天已经黑了。每叫一户人家，领走一个学生，我被分到邓开选家。好多人吆喝，举着火把；狗也叫得欢，在脚边穿过去穿过来的；还有旱烟的味道。那个山被开垦成梯田，村里人领我们下山的时候都用火把照着，就好像礼花从空中散开，对此我的印象深极了。所以我后来的画上，油灯、马灯、火把几乎成了固定的符号，我有对那个光亮的情结。

“两年后我去那里教书，在一个龙王庙改的小学，还是在邓家借住。我跟邓开选的缘分就是这么来的。

“我现在有时候在画室里待着，还偶尔会想起当年那个田里插着红旗、人们挑着担子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场面，那种高音喇叭喊‘晚上开大会’的场景。那真是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美好的记忆。那些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珍贵。所以我这一辈子都在画农民，我这一辈子琢磨的就是怎么把农民画得更有个性、更有感染力。”

罗中立说，邓开选看到过《父亲》这张画，他只是觉得跟自己有点像。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脸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符号或一块碑，供人瞻仰，供学画者临摹。他在1986年去世。

故事就讲到这里。

《父亲》的后面，有一个活生生的跟历史相匹配的农民，以及一个懂得农民并热衷于描绘他们的艺术家。

如今的大巴山早已不是昔日的模样。许多旧物消失了，新东西不断冒出来，比如，邓家人在罗中立当年住过的屋子里添了个抽水马桶。村里人丁不如当年兴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去了。罗中立也想过重画《父亲》，但今天该怎样表现农民呢？这是一个问题。他仍然需要时不时地回山里看看，在村子里走一走，在邓开选的坟前站一站，听村里人叫他——“罗二”。

采访于重庆

写于2014年7月至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