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家堂的神性意义

将关羽用作家堂，并将其悬挂于厅堂之最显要位置，这本身就带有某种特殊意味。关羽最显著的特征是其作为名将所特有的勇武，从南北朝时期一直到清代，其英勇善战的传说一直被传扬。

《南史·薛安都传》有段记载：“安都单骑直入，斩之而反，时人皆云，关羽斩颜良，不是过也。”可看出关羽英勇事迹的传说自魏晋早已有之，由来已久。前文已叙宋真宗时期，关羽便被官方拜祷为“义勇武安王”，讨伐神异，成为国家的保护者。时至清代，先是顺治九年敕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到乾隆二十三年敕封“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至嘉庆一朝，清廷更是多有关羽显圣以其神威挫败反抗者的记载。《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记嘉庆平定八卦教叛乱后的谕旨：“据获犯供称，是日逆匪等在紫禁城滋扰时，恍惚之中望见关帝之像，该逆众立时畏慑奔窜，悉就歼擒。”以此向国民宣告关公不可侵犯的勇猛与其维护统治的决心。

官方对关羽神格的利用也体现出其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忠义”。实际上旧时关羽图式中有一个体现其忠义的符号，那就是《春秋》。通常人们认为《春秋》所表现的是关公的谋略与深明大义，一手捋长髯，一手执《春秋》。裴松之注《蜀传·关羽传》中称其对《春秋左传》“讽诵略皆上口”。固然，有勇有谋是对将领的莫大褒奖，但实际上《春秋》所代表的一层重要意义是遵循儒家文化的忠君思想，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其儒将的形象正是奉行儒家思想的历朝统治阶级所需要的。

细心观察内丘的一系列家堂神码，我们会发现，《春秋》这一元素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这就透露了一个信号，即民间对关羽的理解与官方是存在出入的。民间对“忠义”的认识，更多的聚焦在其为结拜兄弟出生入死的精神层面上。《春秋》等书卷元素在民间的关羽图像中并不那么重要。在民间，关羽的“忠义”神格被放大到了极致，这也体现在众多的民间帮会中，关公的塑像或画像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供奉对象。而所谓忠君的思想显然并不是民间关心的内容。

关羽神格的第三个特征是他的原则性与公正，这来源于关羽在曹营“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等不为名利所动的事迹，以及华容道冒死放曹操报恩的伟大人格。曹操作为一个被认定的窃取政权的反面角色，关羽固然应忠于蜀汉诛而杀之。但关羽的人格魅力正体现于此，曹操对他的知遇恩情，让他无法逆于“知恩图报”的人伦。最终，对曹操的释放与其死后追讨曹操性命的演绎，让关羽在“忠”与“义”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关羽的刚正不阿也为其带来了财神的神格，不少地区都供奉关公为“武财神”。但在内丘县民间，关公的这种求财属性没有得到体现。

总体上看，内丘民间将关羽作为家堂，取用了他三方面的神性。第一是其作为勇武的化身，可以保证家庭最高级别的安全，抵御各种不可预知的灾祸和侵扰；第二是表明一种认同，将体现忠义精神的图像张贴于最显著的位置，无论对于家庭成员还是访客都起到一种共同的规训意义；第三则是对关公纯粹的敬畏与尊崇，这一点缘于关公在历史中的不断神化，尤其是他通过显圣等传说，与俗世生活保持着比其他神祇更为紧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