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让天说话》是我写的第七部书，可是为自己的书作序却是第一次。这样也就使这本书在我的心里点染了郑重其事的色彩。

我的报告文学起步很早，第一篇写于1984年。那一年是我人生拐点——弃工从文，由哈尔滨工程机械制造厂调到一家杂志社，女儿也在那年出生。那几年，我特别想在报告文学上有所作为，整天捧着徐迟、理由、苏晓康、陈祖芬的报告文学读。可是，我的报告文学不仅跟女儿一起成长，反而在第一篇发表后就转写特稿。

第二篇报告文学写于2002年。那年，鸡西矿业集团公司城子河煤矿发生特大矿难，124人遇难。这一矿难震惊全国，遇难者名单上不仅有城子河煤矿的矿长，集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还有总经理——赵文林。矿难发生一周后，在各路记者纷纷撤出鸡西之际，我逆流而上，赴鸡西采访。特稿的时效性不像消息那么强，需要的不是争分夺秒，而是深入采访。我在鸡西跑了五六天，采访了包括赵文林遗孀在内的十多位遗属，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特稿《6·20矿难第一责任人的悲情人生》。刚调任《北京文学》执行主编的杨晓升听说我采访过鸡西矿难后，约我接着再写一篇报告文学。

我认为，报告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已出溜到新世纪初的低谷，已没有多少读者了。另外，报告文学的稿酬低微，仅有特稿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往往连差旅费都不够。特稿写的是新闻背后的故事，报告文学不仅要有情节，还要有人物和背景，容量比特稿大得多，要将特稿改写成报告文学的话还得深入采访，我有点儿不大情愿。晓升不仅是一位好主编，而且还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优秀编辑，他一遍遍来电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于是，我又去鸡西采访十多天，并且深入巷道。回来后，写下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让天说话》。这篇报告文学写得很苦，前后写了两个多月，用了相当于五六篇特稿的时间和精力，交卷时还不甚满意。不料，发表后报刊纷纷要求连载，我谢绝了。我非常感谢晓升给了我重返报告文学的机会，在写赵文林的日子里，我逢人就讲鸡西矿难，讲赵文林。我讲得《大雪无痕》的副导演康宁眼泪汪汪地一再表态：“朱老师，你写电视连续剧剧本吧，我来执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