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天，我独自一个人去了趟日本，认识了红姐。

红姐已经40岁，还是单身。她告诉我，她在等一个人。后来我知道她就是在等一个人。

我去日本之前，好朋友修康给了我红姐的联系方式，说她会帮我安排在日本的行程。

见到红姐的时候，她穿着一身红色的套裙，40岁的人，依然非常漂亮。我们是在红姐的小酒吧里见面的，酒吧的名字就叫“红”。我晚上十点多到那儿，整个厅里只有几桌客人在喝酒聊天。

那是一家很破旧的酒吧，墙上挂着的电视也是很老式的，顶上有几盏老式的摇头灯，单调的红绿色，晃来晃去，不过老旧的格调，反而显得特别温馨。红姐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然后拿一瓶威士忌过来，跟我喝了一杯。她让刚上中学的女儿Mercy陪我聊天，自己去招呼客人。

这家酒吧的沙发上面布满了岁月的斑驳痕迹，应该也有年头了。

我问Mercy：“你们家这家酒吧很多年了吧？”

Mercy说：“我出生的时候它就在了，后来妈妈在秋叶原开了几家歌厅，生意都挺好的，但是妈妈始终不肯卖掉这家店，也不愿意重新装修。”

我说：“Mercy，你中文讲得真好。”

“从小妈妈就教我讲中文的。”Mercy回答道。

红姐忙完之后过来，一边寒暄着问我累不累，明天想吃什么去哪里玩儿什么的，一边跟我表达歉意，说这里的客人她都非常熟悉，每天都要跟大家打一圈招呼，才会闲下来。

好奇心的驱使下，我问红姐：“红姐，看样子这儿有很多年了，您怎么不重新规整一下？”

红姐看着我，说：“没什么，我想这里保持原来的样子。”

“为什么？”

“我在等一个人。”

我还想继续问下去，但红姐似乎不太愿意说这件事儿，举着酒杯跟我碰杯，然后告诉我在日本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她说，她跟修康是很好的朋友，修康的好多朋友来日本都是她帮忙接待。

我们接着边喝酒边闲聊，红姐说：“修康告诉我你是他朋友，我也没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写书的，有时候也接点儿编剧的活儿。”

红姐眼睛闪烁了一下：“哦，这样啊，那你来日本是度假的吗？”她跟刚进来的客人举杯示意了一下，喝一口酒。

“我是来找灵感的，在做一个故事集。红姐您开店这么多年一定有好多有趣的故事吧，有空给我讲几个吧。”其实我当时手头并没有书稿，只是顺口说的。

红姐迟疑了一下，说：“成，等有时间吧。不过也没什么故事，来这里的人都是来放松的，大家就是来唱唱歌，喝喝酒。在东京这座城市，大家压力都很大，来这样的地方谁也不愿意提那些烦心的事情。”

晚上11点多的时候，我在日本的几个朋友也陆陆续续到了“红”，红姐送Mercy回去睡觉，回来后又跟我们喝了几个小时。

1点多钟酒吧有一段表演。一支小乐队，一个键盘手，一个鼓手，一个吉他手，没有看到贝斯手，但是地上摆着一把贝斯。我想大概是贝斯手没来吧，不过这支明显缺乏低音的乐队演出，依然是一支很出色的乐队。

那是一支很老的乐队，乐队成员年龄都挺大。

我们一直喝到凌晨3点多钟，乐队的人早就散了。但是我清晰地记得，我们走的时候那把贝斯还摆在小舞台上。

红姐把我安排到她家的客房休息。虽然酒吧这么陈旧，但是红姐家里的装修很豪华，那是一间大大的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