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并不是郭连江第一次到北京，他曾于1966年下半年以红卫兵的身份到过北京，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红卫兵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1966年“文革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郭连江对当年到北京的细节记忆犹新：“我们大串连到北京，同行的有同学与老师。到北京的第三天，通知说毛主席将接见我们，我们十分激动，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早地起来了。我就站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国旗附近，一直等到下午3点多，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和林彪出来了，毛主席手拿军帽，频频向我们挥手。尽管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十分激动。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红卫兵高呼‘毛主席万岁’等。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宏大，口号声惊天动地。我们一直没有走，晚上毛主席又接见了红卫兵。”当年单纯、热血沸腾的郭连江，没想到日后以军人的身份走近天安门。当年，他们作为警卫战士的口号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作为连部的通讯员，郭连江的主要任务是接听电话，到各哨点送文件和口令，到团、营部取送文件，随连干部到各哨点查哨等。天安门广场是政治广场，这一点无人不知。于是，郭连江所在的连队上下对各项工作十分慎重和认真，特别是对每个警卫目标和每个哨位更是慎之又慎，唯恐发生警卫事故，造成不可挽回的政治影响。郭连江记得：当时召开的有关警卫工作的会议特别多，一级一级大讲所处的位置特殊、警卫目标重要、警卫任务艰巨，提出每个哨位都是第一道警卫防线，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天安门广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经常活动的地区，我们的哨位点多、线长、面广，为防止鞭长莫及出现警卫死角，连、排干部每天夜里都要几次到哨位上查哨，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大家都深感在天安门地区执勤既光荣又责任重大，唯有百倍警惕，严防敌特破坏，确保警卫目标绝对安全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国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具有神圣的高度和非凡的召唤力。升降国旗，是一项极其庄严的仪式。升降国旗的时间是由日出、日落时间决定的，每天国旗与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暗喻祖国与日月同辉。国旗从地面升至旗杆顶的时间，与太阳从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的时间相同，为2分07秒。鲜红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升起来了，升到万众瞩目的高度。这时，在现场的中华儿女都会十分激动，因为与国旗同时升起的有炎黄子孙的骄傲和中华民族的高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天安门广场的国旗由在北京市供电局工作的胡其俊负责升旗。70年代初至1982年12月，由郭连江所在营某连国旗班负责升降和护卫。1991年初，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正式成立，并从1991年5月1日起实行新的升降国旗仪式。郭连江在服役期间，天天在哨位上能看着国旗，回到住地小红楼，只要举目便能望到国旗。“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国旗，长5米、宽3.3米，足有一间小房子大，真说得上是‘祖国第一旗’。”他说，当年天天在眼前飘动的国旗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