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论著已经讨论过18、19世纪欧洲园林里人造废墟的出现，但这类结构和另一类装饰性建筑——即对东方建筑想入非非的模仿——之间的关系却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关注。二者之关系被忽视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彼此在功能和外形上的明显差异：如果说拟造的古希腊罗马废墟以其庄严而肃穆的外形唤起历史的记忆和忧郁的沉思，那么东方装饰性建筑则是以异国情调夺人眼球，或用霍勒斯·沃波尔的话说，传达出一种“新奇事物异想天开的气派”。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这两类同时期出现的建筑形式的频繁并置指出了浪漫主义艺术中的一个深层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如画”（picturesque）和异国情调，本土和外域，自然和人为，共同促成了想像的视觉世界中的美丽与崇高的融合。这两类装饰性建筑物的并置不仅出现在真实的园林中，也可以在设计样本、幻视壁画（trompel’oeilmurals，图1.6）和理论著述中找到。对中国园林的描述出现在欧洲的著作中，为浪漫派建筑师反对规整式园林的批评提供了支持。“如画”和异国情调的纠缠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画家用描绘古典废墟的方式表现中国建筑。瓦伦丁·西塞纽斯（VelentinSezenius，生于1602）的一幅雕版画是这种文化衔接的早期例证，在这幅作于1626年的画中，一座残桥、荒废的水磨、几个东方人、一株衰柳、一只凤凰，共同构成了画面的主要因素（图1.7）。

在18世纪对“中国风”（Chinoiserie）建筑情有独衷的欧洲建筑师中，没有比威廉·钱伯斯（WilliamChambers，1723—1796）更用心和更具影响力的了。他是奥古斯塔王妃（PrincessAugusta）的王家建筑师，也是英王乔治三世的建筑学辅导。别具意味的是，钱伯斯在英国园林里模仿中式建筑的尝试同他在相同场景中建造古典废墟的执着密不可分。

他对伦敦邱园（KewGardens）的设计就体现了这种平行的兴趣：他在那里所建的装饰性建筑既包括了废弃的罗马式拱门（图1.8），也有十层的中国宝塔（图1.9）。此园中还有典型中国风的珍兽阁（menageriepavilion）和移置于此的“孔子之屋”（HouseofConfucius）。钱伯斯在作于1772年的《东方园林论》（ADissertationonOrientalGardening）中，宣称中国园林里含有随处可见的建筑废墟：颓塌的建筑，废弃的城堡、殿堂和庙宇，以及半截入土的宫阙，还有“各种表示衰退、失意以及人性被分解的东西，它们使人陷入忧郁，也引起严肃的沉思”。

我们惊奇于钱伯斯何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虽然他的确在18世纪40年代两次到过广东，但他关于中国园林中充满人造废墟的陈述却毫无根据。真实的情况是，那时他还只是瑞典东印度公司里的一个年轻员工，尚未受过任何将来使他扬名欧洲的职业建筑学训练。因此一种可能是他把一些废旧的建筑误认做了人造的美学对象。另一种可能是如他的传记作者约翰·哈里斯（JohnHarris）所说，钱伯斯不过是在“借中国人的嘴”叙述自己的建筑观念。如前所述，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修辞策略。虽然钱伯斯没有真的建造过中国风的废墟，但他于1762年为托马斯·布兰特（ThomasBrand，1774—1851）的地产TheHoo设计的残桥与他为腓特烈二世（1712—1786）的无忧宫（NewPalaceatSanssouci）计划的中式桥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设计都溯源到先前提到的西塞纽斯的版画，在那幅作品中一座残桥占据了构图的视觉中心（图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