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父亲兄弟姐妹共六人。杨绛的大姑母排行老大，老二是大伯父杨荫溥，老三是父亲杨荫杭，老四是二姑母杨荫枌，老五是三姑母杨荫榆，老六是三叔父杨荫樾。在杨绛的印象中，童年时候自己也是一个三姑母喜欢的孩子。不过，长大之后她与三姑母并不亲近。

杨绛的大姑母出嫁不久身患肺病去世，大伯父杨荫溥在武备学校试炮失事殒命，三叔父杨荫樾留美归来也因肺病而亡。杨绛回忆，家中大姑母形容最美，可惜红颜薄命，而在世的二姑母和三姑母两姊妹从小没人疼爱，彼此又不睦，出嫁之后又先后与夫家断绝了关系。大约都是有些脾性的人。

彼时，杨绛出落得水灵可人。有时候，女高师的学生会带她到大学部玩耍。她们会陪杨绛打秋千，也会把她带去学校的恳亲会演戏把她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头上插满花，衣上也贴满花，让她演小小的花神。甚至，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也有学生拉着杨绛一起跳绳。

后来，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打趣道：“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不过，幼年杨绛并非完全如后人所想，自幼温静，反倒有些调皮。她会在课堂上捣乱，吹一种小绒球，吹得开心还要如若无人地笑，自顾自地做些不合“规矩”的事。老师气急，叫她答题，谁料到她也能对答如流，毫无错漏。聪慧的人，总有一些能从人群里跳脱出来的脾性。

当时随父母返京的，除了杨绛，还有与她年岁相近的三姐。自然，日后弟妹们的陆续出生也给家中增添了不少欢愉。年长一些的大姐和二姐则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可是，祸不单行。就在父亲的工作遭遇挫折的时候，二姐感染风寒住院治疗的消息传来。

听闻消息之后，杨绛的母亲连忙南下，直奔上海。不巧的是，此时天津大水冲断铁轨，她只能转渡轮船。今日想来，那一路上，唐须嫈必觉分秒如年，内心熬煮非常人所能想象。旧时医疗水平不佳，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风寒在旧时代也是会要了人命的。

杨绛在《忆孩时（五则）》中写：“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然而，她的二姐没有等到老去的那一日。等到母亲见到二姐的时候，她拉着母亲的手，绝望地哭。

哭得母亲肝肠寸断。

命运之诡谲，想来无法预估。杨绛的二姐，终究无法摆脱命运的掌控。病逝的时候，她还不到十五岁。这件事，成了杨绛父母心中经久不愈的痛。连女儿都失去了，工作又何足挂齿呢？原也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的杨荫杭心中一横，主动提出辞职，未至允准，便携家离开。

1919年，秋。杨荫杭携妻女干脆利落地离开了北京，回到无锡。所有的来去，在幼小的杨绛心中留下的印象是那样的仓促无序甚至不合情理。来不及驻足，便已告别。她还记得南下的路上，碰到一个跟自己并不要好的同学，即便如此，她仍想让那个同学捎句话回去，告诉大家，她要走了。

提到这件事，杨绛用了一个词语：怅然。可是，这一点夹杂了落寞和伤心的“怅然”又很快被她从父亲身上找到的“自豪感”替代。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人生没有一条路始终坦荡如砥。

走得问心无愧。

走得不留遗憾。

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