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回这间宅子，因它临河而筑令一家人饱尝了河鲜之美。杨荫杭十分钟爱“炝虾”，所谓“炝虾”就是将生鲜小虾洗净，蘸料生食。常听长辈说“祸从口入”，生食河鲜到底是有隐患的。不久，杨家几口人也未能躲过这个劫，除了杨绛，都先后生病，好在并不严重。

唯独杨荫杭，一病不起。

杨荫杭的薪资是全家的生活来源。他这一病，卧床半年多，纵是唐须嫈殚精竭虑，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家中依然陷入拮据。幸好，杨荫杭的两位故交伸手援助，家中窘困方才有所缓解。一位是当年与他一同留日的好友杨廷栋，一位是当年与他一同留美的同窗陈光甫。

有些人，替你锦上添花，未算惊喜。

有些人，为你雪中送炭，才是珍贵。

彼时，他已病重到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皆已放弃治疗的地步。那段日子，家中往来亲友络绎不绝，有时夜深依然是众人无眠，不知道什么时候杨荫杭会突然撒手人寰。唯有唐须嫈，她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最后，她央求杨荫杭的老友，名医华实甫先生，恳请她务必给丈夫开个药方。

杨荫杭留洋以后，也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海归的毛病。他不信中医，只信西医。为此，唐须嫈挖空心买来胶囊盛装的西药，将胶囊打开、倒空，再将中医药方中包括珍珠在内的中药研磨成粉，装入其中，伪装成西药的样子喂杨荫杭吞服。

命运时有宽宏。在唐须嫈无微不至的照料之下，一日一日过去，杨荫杭终于退烧。之后，唐须嫈不惜一切代价为丈夫补给营养，连熬煮的浓汁鸡汤，都一勺一勺将油瓢去，再盛给丈夫。杨荫杭的死里逃生，毋庸置疑，都是唐须嫈的功劳。因此，母亲在杨绛心中是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形象。

父母之间，情意甚深。这一点，不单体现在父亲病重母亲悉心照料一件事上。母亲有每晚记账的习惯，总有一些琐碎之处理不清楚，每每这个时候，父亲便会夺笔过来，写上“糊涂账”三个字。父亲这么做，只有一个想法，他心疼妻子，不肯她多费心思。虽然母亲对账目并不敏感，但是家中每月寄回老家的家用，一辈子没有错过。

杨绛记忆中，她的父亲母亲，虽是夫妻，但更像老友。两人相敬如宾，一辈子不曾吵架。那个年代夫妻不吵不闹的也不少，但女子多半委曲求全，一味迷信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不想也不敢与丈夫争执。但是杨绛的父母不同。他们是彼此真正的知己，无话不说，而且不准孩子插嘴，仿佛生怕破坏他们之间的温柔似的。

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杨绛说：

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

之后，父亲重做律师之时，他也愿意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详细讲给母亲听。始末过程，事无巨细，还会一起分析、讨论。或许，只有像杨荫杭和唐须嫈这般相敬如宾、恩爱不移的一生一世，才真正算得上是中国夫妻的典范。耳濡目染之中，父母和睦的一辈子也对杨绛将来的婚姻态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没有当初的杨荫杭和唐须嫈。

或许也没有后来的钱锺书和杨绛。

杨荫杭病愈之后，一家人便搬离了沙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