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还有个事，他尝面的时候我提出，在少奇同志吃以前最好我们自己也去吃一吃，看看到底有毒没毒，因为当时他一说（要尝），厨师马上给他蒸，蒸好马上就吃，我觉得很不放心。但这件事后来有人说是我在批评他，其实不是。

刘少奇在南方汲汲寻求提高粮食产量的时候，正是中国陷入大饥荒的时候。饥饿狂潮席卷了整个中国，每个人都感到腹内空空。刘少奇一家也不能幸免。

刘丁（刘少奇之子）：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在挨饿，这些中央首长们的定量都在往下减，包括我们这些孩子的定量。一开始还是比较照顾孩子们的，最早在北京101中学的时候是一个月定量36斤，还够吃，后来就要求自报公议，自己报数字，大家公议这个定量合适与否。一共报过3次，3次都减定量，最后我的定量减到29斤，也就是一天不到一斤粮食。

姚力文：康大姐（康克清）看到了就说，小孩正在成长，吃不饱不行，看能不能让他每周中间回来一趟。结果少奇同志考虑了一下说，还是让他跟大家一块挨挨饿，挨挨饿有好处，长大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了。这也反映出他的内心有多痛苦，他又是二把手，很多事他不能随便流露的。

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众多的，但此前进行的“大跃进”却不得不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悲惨的现状引起了众人的反思，这一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指出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陈述了他的看法。

但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意见，这封意见书也被他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

这让刘少奇分外惊讶，但他仍然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许佩珉：庐山会议因为是党内高度机密，我们不了解，但当时觉得气氛很紧张，因为少奇同志一直面无笑容，很严肃。

黄峥：我认为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比如他去找胡乔木（主管文字、文化工作，当时中央很多重要文件由其起草），说你们纠“左”的文件还应该继续写，但后来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甚至（彭德怀受到批判后）刘少奇还建议过，说把批判彭老总右倾的文件控制一下，不要层层传达下去，只在高级干部里传达就行了，不要打断下面纠“左”的进程。这后来也没得到实现。我觉得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全党形成了决议以后，他也不得不跟着走。

姚力文：从少奇同志来讲，他心里还有一个思想负担，就是团结的问题。如果党分裂了，那就真危险了。我觉得少奇同志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

党内的政治气氛，从这时起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只是尚未形成风暴。刘少奇也仍然站在毛泽东的身边，积极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这一年的国庆节，《人民日报》等报纸第一次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刘少奇两个人的标准像。两位领袖亲密无间的情貌，传扬在各地。

刘少奇也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黄峥：1961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到中国来访问，他就有意地问毛泽东：“你的继承人是谁？国内外都很关心，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毛泽东就说：“是刘少奇，这在我们这里是很明确的。”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谁？是不是周恩来？”毛泽东就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情，我不管。”

“公共食堂不好，也可以解散”

1961年5月2号，《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而让全国人民感到有点惊奇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度过，而是分散在各地走进了当地的群众当中。毛泽东在上海，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而刘少奇在长沙。这也是他阔别故乡40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