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所有人都明白，国家的建设已经出了问题，急需调整工作方法；尽管所有人都真诚地检讨，表示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但七千人大会却并没能真正解决问题。相反，这次会议成了之后十几年里中国政治大变局的序曲。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在大会上隐隐显露。两个人在对当前现状的认识、对今后路线的把握上均有不同意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更让一些人找到了可乘之机——在接下来的运动中，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招牌，对刘少奇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1966年3月到4月间，刘少奇率团出访中亚三国，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国事访问。就在出访结束返回昆明后不久，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急电：速回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刘少奇4月20日到达杭州时，会议已经开到了第五天，此次会议主要是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没有反对发动“文革”，但对此也接受得非常勉强。他始终认为当前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上，但在复杂的局势之下，他也只能尽量提出自己的建议，然后顺势而为。

但“文革”的狂潮猛然掀起，此后的走向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刘少奇被打倒了。与毛泽东的分歧让他失去了主席的信任，也让一些人抓住了把柄，不断地将污水泼到他的头上。批判、检讨随之而来，而残酷的批斗也终于冲破了刘家的大门。汹涌的人潮高喊着口号冲进了中南海内刘少奇一家的住所，一面大骂阻止他们进入的哨兵是“保皇派”，一面在四处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刘少奇和妻子被拉出来站在院里，三十多个人围着他们，喊着口号进行批斗。

此后，对于刘少奇的批斗逐步升级，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归纳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这样的诬蔑让刘少奇格外愤怒。很快他就写出了应对这些质问的答辩，但这份材料却在几个小时后就被撕得粉碎。

就在此时，一个更恐怖的消息向他袭来。

刘亭：4月9日，平平从中南海外面回来，说听说清华大学组织30万人要批斗我妈妈王光美。当时我爸爸一下声音就提得特别高，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这个我来负责，为什么让光美代我受过”，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还怕见群众吗？要批要斗应该批我”。

后来我爸爸说，“我从来没有反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就是他头一次这么点名地说了——“但是我在党内是讲原则的，从来没有搞过阴谋诡计”。然后一转他又说：“将来我死了，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和恩格斯一样。我一生中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和国家的事情，他们要逼着我当反革命我也不会当，我一生也不会反对党、国家和人民。”他说：“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当时我们完全被惊住了。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预感到了未来的残酷性。他的心中很痛苦，看着事态一步步癫狂，他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看着老战友、老知识分子一个个被打倒，他却无力保护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在忍受折磨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理念，说真话，讲事实，不屈服。

但内心的苦闷却一天天地加重了。

更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家人遭受的待遇。尽管同在一个院里，他却被和家人分开关押，无法相见，也不能互相照顾。他和妻子只能在被拉到院中批斗的时候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