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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松山大捷

战场上的蒲公英 作者:王外马甲


竹影山高地遭到夜袭,阵地丢了。

实施反击的敌人来自何处?在当时是个引起争执的问题。根据李弥的判断,进行夜袭的应该是残留在坑道里的日军,于是军部命令309团立即夺回阵地;而309团的指挥官则坚持认为三号高地上出现了敌人的援兵、并且还在逐步加强之中,因此要求上级给予增援。

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是对敌情的判断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是在推诿责任。因为,如果三号高地上的敌人没有增兵,说明是309团清查战场不彻底,警惕性松懈;反过来,如果确实有援兵,则说明李弥副军长临时变更计划,把进攻主力调离竹影山的做法是错误的。

可惜,由于阵地上的日军最后都死光了,所以这场争论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309团也是在找借口。因为那时候,整个松山阵地上能够动弹的日本兵最多也只有两三百人,日军即使组织增援也派不出多少兵力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国军应付夜袭的本事太差了一点。

说起来,在以前,夜袭本是国军的常用战术。那时候日军的装备好,国军白天打不过敌人,只好在晚上进行反击,103师的不少战绩都是通过夜袭获得的。然而到了松山战役期间,国军换上了美式装备,枪炮多、弹药多、兵力多,还掌握了制空权,飞机大炮追着日军打。情况就倒了过来,国军白天威风,逼着日军开展夜袭。

依我的看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是真心喜欢夜战的。战场上的夜袭其实就是赌博,进攻方的态度虽然很积极,但战斗胜负的决定权却是掌握在防御方手里的——如果被攻击方的责任心强、警惕性高、经验丰富,那么进攻方的主动行为就无异于自投罗网。

夜袭,考验的是防御方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可惜国军恰恰在这个方面比较差劲。松山战役期间,日军几乎每一次夜袭都能够获得成果。小鬼子只要凑齐十几个没受伤的人就敢在晚上进行反击,甚至可以越过前沿,跑到第8军的炮兵阵地上把大炮炸了,搞得国军一到天黑就十分紧张。

其实,9月2日夜里,竹影山阵地上只有四个国军士兵遇袭身亡,其他人都是被吓跑的。蔡智诚和罗烟杆逃到二号高地已经算是很不错了,有的人则更绝,直接跑回了早晨的出发阵地。

天亮以后,蔡智诚见到了王光炜。王上校在弹坑里趴了一晚上,浑身都是泥水;中午的时候,陈永思团长也来了。陈团长当时没有往二号高地退却,而是向子高地的方向“突围”,转了一大圈才跑回来。

蔡新兵觉得有点纳闷,王上校和陈团长头天夜里不是在一起的么,怎么打起仗来却各跑各的了呢?

得知三号高地得而复失,军部和师部下达命令,要求309团再把阵地夺回来。王光炜很不高兴地说:“要是按照我原先的计划行事,何至于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他随即起草报告,说明事情的原委,叫蔡智诚送到军部交给何绍周——既替自己辩解,顺便也把李副军长告了一状。

蔡智诚并不认识何绍周,而且他也不愿意介入长官之间的纠纷。可是,王上校交办的任务却又不能不执行。

当天晚上,他来到第8军军部,报告说自己是从竹影山阵地来给军长送信的。人家值班军官根本就不理睬他。第二天,蔡智诚好不容易才找到何绍周的副官,干脆说自己是何丽珠的表哥,有重要的信件要呈交何军长。那个副官吃了一惊,连忙接过信函递进去了——何丽珠是何辑五的女儿,因为何应钦的夫人不能生养,所以就把她过继给三伯当了继承人。在当时,“何总长家女公子”的招牌还是很管用的。

这么耽搁了一天,等蔡智诚再回到前线的时候,已经是9月5日的下午。

阵地上还是老样子,309团守住二号高地,日军控制着三号高地。说起来,国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竹影山。但日军只要控制住这个最后的山头,就可以掩护背后的长岭岗,使得“子高地”上的国军部队无法顺利地发起总攻。

309团先后向日军发起过四次攻击,全都以失败告终。战斗中,团长陈永思腹部中弹,被送到救护队去了;王光炜上校肩部负伤,仍在坚持指挥。蔡智诚在阵地上转了一圈,没有看到罗烟杆,问了几个人,有的说他死了,有的说他受伤了,众说纷纭,不得要领——这时候,309团只剩下四十多个战斗人员,能够守住既有阵地已经不错了,根本无力再发起新的进攻。

事情到了这一步,李弥副军长也急了。他亲自赶到一线督战,要求9月6日一定要实施总攻,三天之内必须拿下松山。

9月5日傍晚,荣誉3团和82师244团奉命接管竹影山二号阵地,他们带来了六个喷火小组。一帮美军顾问也跟着来了,其中有位少校还是个黑人,让中国的士兵们觉得十分稀奇。

根据李弥副军长的指示,第二天的攻击任务由荣3团的赵发毕团长负责指挥。这时候,阵地上虽然集结了三个团,但总兵力加起来也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不过,三个团聚在一起,立刻就能看出荣3团的装备要好得多。244团和309团的武器都是“万国牌”,而荣3团却是清一色的美式步枪、美式机枪,还配备有高射机枪和直瞄火炮。

那天晚上,哨兵们一直在阵地前打照明弹。这种照明弹是美军顾问团提供的,样子就跟枪榴弹差不多,可以用步枪发射,打到天上就炸出个小降落伞,晃晃悠悠,明光瓦亮,就像在半空中挂了一盏汽油灯,能有效地阻止日军的夜袭企图。

9月6日清晨,国军炮兵首先对竹影山阵地实施炮击。接着,美军的飞机也来投弹轰炸。上午9点,爆炸声尚未平息,攻击部队就发起了冲击。担任主攻的是荣1师第3团,82师244团和103师309团配合协同,蔡智诚、王光炜就和244团的曾元三[1]团长一起在二号阵地上观摩学习。

说实话,人家荣1师平时牛皮烘烘,打起仗来也确实有气派。

荣3团冲锋时的架势就和杂牌部队不一样——后面有高射机枪和重机枪掩护,前面有轻机枪手抱着“303”(路易斯轻机枪)开道。军官们一律穿着美式军用雨衣,手上端着冲锋枪,大模大样,嘴里喊着:“小鬼子不行了,弟兄们上啊!”当兵也纷纷响应:“上啊!上啊!”排着队,挺着腰板往前冲。

进攻的途中不时有人中弹倒地。244团的人一受伤就躺在地上哭嚎,可荣3团的士兵都是伤愈以后再次复役的老角色,意志品质比较坚强。他们的伤兵捂住伤口咬牙挺着,愣是没有谁吭声——人家荣3团的卫生兵也有个规矩,谁哭谁叫就不给谁救治,因为能哭喊的人就说明还有力气,要先去救那些体力不支的。

所以, 82师和103师虽然对荣1师满肚子意见,可论起打仗却不得不佩服他们。不说别的,光是人家冲锋陷阵的这种劲头,自己的部队就学不来。

那天上午,几个团轮番攻击了好几次,都失败了。中午的时候,李弥副军长从子高地那边打电话来警告说,当天下午必须拿下竹影山,否则军法从事。长官们顿时急了,荣3团赵团长和244团的曾团长都亲自上阵组织冲锋,终于在下午3点钟左右杀进了日军阵地。

根据以往的经验,攻上山头只能算任务完成了一半。如果不及时肃清残敌,日军一个反扑就有可能把阵地夺回去。于是,包括美军顾问在内的所有军官都跑到阵地上去督战。

蔡智诚跟着王光炜爬上三号高地,看见国军部队正在逐一清剿坑道——残余的日军隐藏在防炮洞里,这些地洞外表不大,内部却很复杂,有的还分成好几层,不知道里面躲了多少人。

阵地上,国军的步枪手掩护着喷火小组搜索前进,发现地道洞口就甩手榴弹。甩手榴弹还有个讲究,如果一次只扔一两个,容易被敌人反扔出来,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同时甩进去七八个,搞得小鬼子没办法拣。先用手榴弹清理了洞口的敌人,喷火兵就接着往洞里喷火,或者干脆实施坑道爆破,朝里面扔爆破筒,连炸带烧的,把所有的地洞都整塌,日本兵不被烧死也被闷死了。

有的小鬼子在洞里憋不住,狂吼乱叫着往外冲。坑道两侧早就守着国军的冲锋枪手和机枪手,鬼子兵刚一露头就遇到枪林弹雨,根本就没得跑。

这样的打法真可谓干净彻底,唯一的毛病是无法统计具体的歼敌数字。到头来,谁也弄不清有多少日本兵被烧死、炸死在地道里,大家只好胡乱估计着汇报战果。

按照蔡智诚的叙述,松山日军的“最高头目”金光大队长就是被荣3团打死在竹影山阵地的——这件事值得分析一下。

关于日军“拉孟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后来追授为大佐)的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并没有确切的定论。

日军方面把金光队长的阵亡时间定于1944年9月7日,这不能算数。因为日本军部把大部分松山守军的死亡日期都笼统地定在最后一天,目的是为了强调其“玉碎”的规模——金光身边的人都已经死得精光了,鬼子大本营也不可能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国军方面对这事有发言权,可国军各部队的说法不一,有说他被打死了,有说他被炸死了,还有说他是剖腹自杀的。虽然绘声绘色,但其实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是因为国军这边谁也弄不清金光少佐长得是啥模样,只要发现一具被烧成焦炭的尸体,旁边再有把指挥刀,都可以说成是这个家伙。所以各个团队都声称自己击毙了“日军守备队长”,金光少佐的死亡时间和地点也就有了好几个版本。

按马甲个人的看法,我倾向于认为金光少佐是于9月6日死在了竹影山,也就是日军所称的“西山阵地”。

松山阵地的守备部队主要属于步兵113联队(松井联队),而这个金光惠次郎却是第56炮兵联队(西村联队)第3大队的大队长,并不是113联队的军官。当初,之所以由他担任“拉孟守备队长”,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军衔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松山阵地的任务是“封锁滇缅公路和惠通桥”,而炮兵是实施这个任务的主角。

7月份,当松山阵地已经被中国远征军包围,特别是松山阵地上的大型火炮被国军摧毁之后,鬼子的炮兵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松山日军的作战目的从“封锁交通线”变成了“固守待援”。这样,战斗的实际指挥权应该就由炮兵主官转到了113联队的步兵军官手里。换句话说,7月份以后的金光惠次郎少佐只能算是名义上的松山最高指挥官,他的任务不过是鼓舞士气,然后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战死罢了。

松山日军原本有两个炮兵阵地,一个在滚龙坡(本道阵地),已于7月份被国军占领,另一个就在竹影山(西山阵地);金光惠次郎队长曾经有两个指挥所,一个是大垭口(音部山阵地)的113联队总部,那里已于8月份被国军攻克,另一个就在竹影山炮兵第3大队的队部——因此,如果金光惠次郎能够自行决定的话,9月6日,也就是全军覆灭的前一天,死在竹影山的炮兵大队部应该是十分理想的选择。

当然,这只是马甲的猜测,我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证实这件事。

9月6号那天,蔡智诚也只是听见荣3团的副团长用无线电话机向军部报捷:“我团攻克竹影山阵地,占领日军指挥部,击毙敌松山守备队长……”

在荣誉第1师的编制中有一类特殊的职务——政治副团长和政治副营长,这是他们的老师长郑洞国模仿苏联军队搞出来的名堂。荣1师的老兵多,兵油子也多,有了这个制度就等于在营一级单位上设立了军法官,对整肃军纪、鼓舞士气是有帮助的。

荣3团的政治副团长是个白面书生,瘦瘦的、戴着眼镜,外表挺斯文,因为赵发毕团长受伤挂了彩,所以在一线指挥部队的实际上是这位教授模样的军官。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政治副团长很爱说话,做事也很负责,总看见他在阵地上跑来跑去,一边检查情况,一边叮嘱这叮嘱那,生怕有谁清剿战场不仔细,放过了日军的地洞口。

可惜的是,这位副团长第二天在长岭岗阵地上不小心踩到了地雷,牺牲了。

蔡智诚没有参加9月7日的战斗。攻克竹影山之后,309团就算完成了任务,当天下午就移交阵地,到后方休整去了。经过十多天的苦战,309团最终能够自己走下山头的只剩下三十五人,这其中还包括了他这个“编外人员”。

9月8日上午,蔡智诚正在屋子里给游湘江连长的家人写信,突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原来是远征军总部宣布:国军已于当日凌晨4时收复松山,全歼了日军守备队。

可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家并不觉得特别欣喜,因为部队的伤亡太大了,幸存的人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103师是参战各部队中损失最惨重的,师部雇佣了十几队民工到阵地上收容牺牲者的遗体,最后分成三个大坑掩埋了,还在松山上建了一座“103师阵亡烈士纪念碑”。

日本方面一直宣称“拉孟守备队全军玉碎”,中国军方也没有做过反驳。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第8军在松山阵地上还是抓到了日军俘虏的。因为103师回保山休整的时候,卡车上就带着日本战俘。那几个家伙的耳朵好像被震聋了,押运人员把各项指示写在纸上,他们看了就乖乖照办,一点也不反抗。

同时带到保山的还有十多个慰安妇,这都是些朝鲜人,不能算是战俘。她们先是被安排在昆明的美军医院里工作,后来就被“朝鲜光复军”的人接走了。

在保山休整期间,国民政府下达了对松山战役参战部队的嘉奖令,103师得到了一面“大功锦旗”。据说这种锦旗全中国总共只有十面,是非常高的荣誉。

有意思的是,在嘉奖令中,蒋委员长除了表扬远征军,还号召全体国军向日军松山守备队学习,学习他们“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精神;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也称赞日军是“世上最顽强之军人”,并且承认“我军取胜实属不易”……

这俩人一唱一和地“吹捧敌人”,其实是有说不出的苦衷。

1944年9月,国军虽然在滇缅战事中略有斩获,但同时,内地的豫鄂湘桂各路部队却被日军的“一号作战”打得一败涂地,遭遇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败局震动了大后方,弄得社会各界人心惶惶。在这种时候,蒋委员长确实希望自己的部下能有几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勇气,能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坚决顶住;而刚刚打了胜仗的远征军也必须“谦虚”一点,只能尽量美化日军的“强悍”,以便给在东边连吃败仗的同僚们找个台阶下。

因为获得了“大功锦旗”,社会各界给103师送来了不少慰劳品。吃吃喝喝二十多天之后,10月初,第8军接到命令,转移到云南陆良休整。

蔡智诚不愿意跟着队伍一起走,他希望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去投奔青年军,于是就去找王光炜帮忙。

在军部,王上校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却已经穿上了少将的军服。他笑着告诉小蔡:“别急,想进青年军没有问题,不过要再等几天,先把你的勋章领到手再说。”

“勋章?”蔡智诚愣住了,“我只打了一天的仗,能有个什么勋章?”

[1]   曾元三,贵州松桃人,历任82师连长、营长、团长,后升任103师师长,1949年10月率部在广东三水起义,解放后担任贵州省民革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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