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的加强就是要把特务科从军事部独立出来，直属中央常委领导。建议工作急不待缓，迟缓就是对党的犯罪和夺同志的生命。

组织局直属中共中央常委会，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3人组成，罗亦农任主任。

1927年11月下旬，兼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罗亦农前往武汉指导工作，其组织局主任由周恩来代理。

1928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担任组织局主任，自此起，周恩来担负着处理中共中央日常事务，担子重，责任大，特科建设的具体工作只能交给顾顺章负责。

急事先办，先易后难，因地制宜，这些方法是特科初创时期顾顺章的工作思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顾顺章首先着手后来称为第一科总务科和第三科行动科的建设工作。

总务科的前身是中共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之前的主要职能是为中共中央安排办公场所和领导及有关部门干部的居住场所。现增加和完善它的职能，主要是设立机关和安排住房，租赁和布置会场，组织和平营救和安抚处理同志被捕被杀后的事宜。

中共中央在武汉做出搬迁上海的决定后，原在“总部”工作的何叔衡、洪扬生、张宝泉、戴琨等人就先行于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步，潜入上海来租赁房屋，购置办公用品，设立中共中央机关和有关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住处。他们很能干又很精灵，只花二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这些后勤工作完成得漂漂亮亮，1927年10月上旬，当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先后到达上海时就马上可以入住和办公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为租赁房屋一事，洪扬生等人是颇费周折的。虽然那时上海的空房比较多，但是有一条规定“要有殷实店铺具保”。同时还要精心选择房屋的地点，是否出入方便和较为安全。

尽管中共在上海经营几年，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但是，这些群众绝大多数是“无产者”，不是“殷实的有产者”，要找许多家殷实店铺具保，一开始十分困难。洪扬生等人千方百计地寻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逐步建立了三个具保点：

地处劳合路（现六合路）的泰亨源水电行，店主张义安（又名可生），原是洪扬生的远亲，但不往来。为了革命工作需要，洪扬生主动上门攀亲，认为表兄。一回生，二回熟。洪扬生要求他为特科租房作保，他都愿意，凡有所求，从不推托。

地处北四川路老靶子西北角转角的三民照相馆，经理是上海本地人，叫范渔人，又名范梦菊。经过关系打动，他也愿意为特科租房作保，后来还经常协助特科，如替特科购买、储藏武器，传递密件和做些掩护工作，成为了特科人员。他在营救彭湃等人行动中，严重失职，影响了营救计划，受到批评不服气，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被捕，也跟着叛变。他的小舅子叶荣生出卖向忠发，就是他伙同堂弟范忠带着叶荣生去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邹练和，他们共同策划捕捉了向忠发。

地处威海卫路永吉里的瑞生布行，店主李瑞生，他原先是布行店员，组织过店员工会，后开布行，为特科租房作保。中共党人的感染力使他后来干脆投身革命，成为特科人员，带同全家为中共住机关，中共中央的有些接头联络常在他家里、布行里进行。

在这几家的担保下，洪扬生等人租到了不少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