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黄第洪怀揣着国民政府津贴费100元和中共党组织补贴金的150元，作为路费，从广州乘俄轮出发，经汕头、上海，直驶海参崴，然后换火车经过千里冰封的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老乡、他的同学左权、陈启科、萧赞育等人。

当年，黄第洪在黄埔军校，尽管国民革命伊始，创业艰难，但是国共两党精诚团结，革命处于兴盛时期。再说，黄埔军校地处珠江中长洲岛（亦称黄埔岛），地势险要，警戒严密，是革命的大本营和后方基地。1925年5、6月间，披着“革命军”外衣的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阀勾结陈炯明，投靠港英殖民主义者，企图乘黄埔学生军和其他革命军东征远至潮汕，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发动了叛乱，广州一时纷乱不堪。政府党政要员纷纷撤到长洲岛，把它当成他们最安全的避难所。1925年8、9月间，蒋介石“太冲”，而遭人嫉恨，两次在广州险被暗杀，他也把长洲岛当成最安全的避难所，将寓所从广州东山搬迁到岛上来。黄第洪在国内参加革命，几乎是足不出黄埔军校校门，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和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是个属于托马斯·潘恩所称的“春天里的爱国者”。

1927年9月，黄第洪结束中山大学学业后转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7月，黄第洪与刘伯承、左权一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黄第洪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中共含辛茹苦培养他并寄以厚望，要他学成后能发挥作用，为党—革命尽力工作，多做贡献。

初到上海后，黄第洪翻阅报刊，收听广播，看到的听到的是国民党到处吹嘘“剿匪胜利”，百般造谣诬蔑中共和红军的报道和消息；一出街头，血雨腥风扑面充鼻而来，到处可以从电线杆上和交通要道的墙壁上看到贴着诸如：“奉蒋委员长令……共党要犯XXX立即枪决。淞沪警备司令XXX”的告示。黄第洪害怕极了，心里蓦地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他的学弟林彪一年前在闽西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心境。

权欲和利欲固然会使人败坏，懦弱也同样会使人败坏，变得卑鄙无耻，良心泯灭。黄第洪决心叛党投敌。他直接写信给他当年的校长蒋介石，表示愿意为国民党效劳。你要另改门庭投靠国民党也就算了，正像留苏黄埔一期同学王叔铭、王公亮等人一样悄悄地去做就没事了。当时国民党也不要求黄埔生共产党自新要以出卖中共组织为前提。黄第洪觉得这样做不够意思，他还要以出卖恩师、同志为见面礼。信中还自称他返回上海后，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与周恩来来往密切，与刘伯承、左权等人也有交往，知道他们的工作和起居情况。

此时，蒋介石虽然正沉浸在取得战胜冯玉祥≈锡山的中原大战的喜悦之中， 却被中共的“工农武装割据”活动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特别是中共乘他与冯阎混战无暇顾及，四面出击，攻城掠地，扩大了地盘和势力。这使他改变了对中共是“流寇”、“小吵小闹”、“不足为患”的看法，越来越感到中共才是心腹之患。现在，蒋听到昔日的大弟子能从中共方面回头是岸，幡然改图，寄书输诚，且能有求之不得的“见面礼”，不禁高兴得前蹦后跳。他直接将信件及批示交给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的徐恩曾，授全权予他接洽黄第洪输诚事宜。

徐恩曾像蒋介石信任他一样信任鲍君甫，将黄第洪的事交给鲍去处理，并且告之接头的办法。

鲍君甫一边将消息报告中共特科，一边准备与叛徒接头。

特科接到情报后，非常重视，首先必须弄清楚叛徒何许人也。叛徒用的是化名，只能根据情报提供的经历去推测是哪位人士。黄第洪出国前在中共党内的活动仅限于黄埔军校，出国留学后即在国内销声匿迹，非知名人物。那时从苏联陆续回国的人不少，他们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没有马上分配工作，居住在上海市区，由中共地下交通分头、单线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