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更大程度上，江非乃是一位农民之子。这是现实，也是宿命，不论他是否想过摆脱，不论他是否写诗，“出身”都将影响他的生存方式和话语方式。尤其当江非有过几年的“在他乡”、“非农民”的经历，当他重返故乡，重新操持农事，并继续写诗，成为一名“准农民”、“准诗人”，他所关注的就不再限止于乡间的生活场景，更在于乡村生活本身，在于“农民兄弟”本身。这就使江非避开了浮光掠影之式，避免成为一名“行吟”诗人，而自觉地停住脚步，沉下心来，做一名热爱土地的农民。这样的写作是一种自我发现，也是一种“自审”，是由“绝望”走自“逍遥”的过程。所以江非不但要“写下落日、麦子，和收割一空的麦田”，“写下乡村公路上的汽车、车辙／和他们偷偷运走的土豆和花朵”（《我在傍晚写下落日》），不但要歌唱泥土、庄稼和春天，还要“写泥土与庄稼的死”，“写春天与葵花的死”，“写河流与镜子的死”（《尘埃》），不但要让稻田遭受落日的“审判”（《平墩湖》），让沙子“自杀”，还要“愿这些庄稼心想事成”，“愿那些沙子在公路上度过一生”（《公路曲》），因此，无论拿什么做“引子”，江非总要把它收归到平墩湖，去写那里的人，那里的生存，以农民之子坦然而又坚忍的胸怀，表达出对本乡本土的无限深情。

作为农民之子，江非本能地发现了“劳动”的真实面目。“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同样的，江非也把劳动还给了劳动，他甚至不必多修饰什么，只需把“劳动”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就找到了诗歌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