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用自己的两只手握住蔡校长的两只手，直视校长的眼睛，大声说：“我们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也并不知道，那么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说罢，轻轻一推一送，就把蔡校长送到了门卫房的门槛边。

蔡元培立即就不作声了，而张国焘也知道他们的校长再也不会拦阻了。双方这样的一番话，看来都是必需的。

走在头里的许德珩一声喝“开门”，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便把手像刀一样一劈，几个学生就冲了上去，协力一拨拉，紧闭的大铁门立即洞开。

游行队伍涌出大门，如洪流出闸，奔腾浩荡。

蔡元培避在门卫房内，神色安静地听着轰然涌动的脚步声和口号声。初夏的阳光照耀着一个浪头又一个浪头，浪头上白花花的泡沫就是那些不断举起又落下的白色小纸旗。

“校长做得很好。”有人在他背后字正腔圆地说。

蔡元培回头，见是李大钊。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身着黑色长衫，其目光透过圆圆的眼镜，格外深沉。他就这么深沉地久久地瞧着自己的校长。

“门是将关未关，锁是将锁未锁。”李大钊说，“若天下之领导者均以此种立场对待民意，则天下便有救了。”

蔡元培内心浪潮澎湃，嘴里却不吱声。他明白自己的内心被李大钊看透了。李大钊虽在学校执掌图书馆，但专长却是法政，也开课教授经济学，尤擅长马克思学说。半年前学校在天安门前举办了一场演讲会，李大钊就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热情赞颂苏俄的工农革命，这一点叫蔡元培印象极深。他认为在北大也不妨传播马克思学说，学校应该给所有的“主义”都打开大门。所以李大钊一说要成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蔡元培便十分慷慨地在红楼给他划拨了一间办公室。这两天北大学子们为巴黎外交的失败酝酿风雷，李大钊、马寅初那些教授们都是十分活跃地参与其中的。

这时候他听见李大钊又说：“北大为有蔡校长而自傲。”

蔡元培叹一声，紧紧握了握对方的手，轻声说：“唯守常知我最深。”

他再叹一声，看窗外。

窗外的钱塘大潮在持续地滚动，一波又一波，直往京城中心而去。

这场大潮，将会冲出什么来呢，在北京，在中国？

午后已过1时，新华门内总统府的宴厅里，依旧是觥筹交错，未有散席之意。

坐上总统宝座不满一年的大总统徐世昌兴致很高。他今天宴请三天前刚由日本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应邀作陪者是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局长陆宗舆。徐世昌在设宴之前是这样想的：章宗祥的秘密对日外交殊为不易，也做得心力交瘁，必得好好抚慰一番，尤其是现在舆论上流传的消息对章宗祥很是不利。就在章宗祥归国的那一天，也就是5月1号，上海英文版的《大陆报》刊登消息，披露中国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在巴黎和会上被否决，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继续被日本继承。这个消息一时成了爆炸性新闻。紧接着，5月2号，那个嘴闲的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又在北京《晨报》上刊登文章，扬言中国政府的巴黎外交已遭惨败。这一下京城的舆论又呼啦啦动荡起来。再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密报，那个生性不安分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那一天又召集学生痛诉巴黎和会的种种惨象，更让学生捶胸顿足，痛骂政府无能。这两天京城气氛的诡谲，刚刚归国的章宗祥必定是感觉得到的。当然，曾经参加过对日秘密谈判的曹汝霖、前任驻日公使陆宗舆也都能感觉到。在这般气氛肃杀的时刻，对几位重臣的抚慰，实在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在宴席之中，徐大总统频频举杯，尽量把几位赴宴者的情绪调节得高一点。他一再对章宗祥说：“尔出使日本，多有操劳，不仅大大改善了中日关系，还为本政府谋取了新贷款之允诺，殊为不易。”

他没有注意到承宣官现在出现于宴厅门口，甚至神色有点慌张。那承宣官耳语站在门口的一位侍卫官说：“队伍三千，已经到了天安门！”

侍卫官说：“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