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之后，杨明斋便带着魏金斯基走入永定门火车站，坐上了南下上海的列车。

5月，气候大幅复暖。午后的车厢暖和和的，夹着些许臭味。

一名铁路警察见有洋人上车，便立即狐假虎威地喝令男女同胞让出座位来。“起来起来！不准坐！”警察以木棍指准一个老头，“没见着人家洋大人上车？”

“老总，”老头嘟嘟哝哝说，“他是人，咱不也是人……”

“少给我废话！”警察劈胸揪起老头，又对已经靠窗而坐的高君曼恶狠狠说，“你也起来，长耳朵没有？”

高君曼说：“先生，我带着孩子……”

“你也废话？”警察瞪眼。

“老总，你看我有那么多箱子包裹……”

“耳朵聋了是不是？”

魏金斯基看不下去，手指高君曼，说了几句话，杨明斋立即翻译给那个警察听：“洋大人说了，别赶这位女士，大家挤一挤，可以一起坐。挤挤暖和嘛，这是讲究世界大同嘛。”

“是，是，”警察赔笑，“洋大人鼻子高，气就宽。”

铁路警察随后又沉下脸，举起黑色警棍，威吓高君曼：“洋大人让你坐着，你就坐着，坐规矩一点。你小心了，说话别冲洋大人的脸，走路别踩洋大人的脚！”

这番话说完不过几分钟，情势便立刻起了变化，起变化的缘由是两位穿黑袖衫的便衣警察从站台急急忙忙挤上了这节车厢。他们紧盯着已经坐稳的魏金斯基夫妇，互相耳语几句，接着便又与那位穿制服的铁路警察耳语了几句。

铁路警察的表情迅速起了变化，显得阴沉起来。

“喂，”铁路警察与两位便衣一起挤到魏金斯基面前，“你们是从俄国来的？”问话显得很不客气。

杨明斋代为回答：“是的。”

“俄国的皇上现在叫列宁了是不是？”

杨明斋耸耸肩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你们是列宁派来的？”

“不是，他们是记者。”

“记者？”警察取过魏金斯基递上的记者证，左看右看，没看懂。“你们是俄国的过激分子吧？”

魏金斯基说：“我们是苏联著名报纸《生活报》的记者。”

警察瞪出眼球：“干什么来了？”

“我们希望在贵国筹办一个华俄通讯社。”

“去上海干什么？”

杨明斋代为解释：“上海，那是人最多的地方，他们想去看看。”

“找谁？”

杨明斋火了，装出高等华人的派头，拖个长腔：“人家是外国人，你们啰唆什么？”

“找谁？”两个便衣警察挤上来逼问，气势汹汹，毫不客气，脸拉得很长，“找谁？你们一定有谁要找！”

杨明斋说：“找谁还不一样？采访嘛。”

便衣不依不饶：“你说，老毛子要找谁接头？”

坐在一旁的高君曼忽然高声说：“别问个萝卜不生根，他们是找我丈夫去！”

警察一愣：“你？”

“你丈夫是谁？”便衣盯上来。

高君曼尖着声音说：“我丈夫姓高，上海办大报纸的！我丈夫请他们去上海走走，犯了哪家子法了？他们一不偷，二不抢，坐坐火车还不成吗？徐大总统不乐意了是不是？”

三个警察一下子都被这个泼辣的女人镇住了，不由得面面相觑。

高君曼又尖叫：“火车都误点了，你们还磨蹭什么？你们不赶路我们还得赶路呢！”

这时候旅客们都开始声援了，左一拨儿右一拨儿的都在说：“都误了点儿了！这是干吗呀！”

三个警察撑不住了，开始撤，一边踢着边道上的箩筐和藤箱，一边骂骂咧咧。

在火车开动之后，杨明斋凑近车窗，小声地对高君曼说：“这位大嫂，谢谢了。”

高君曼没有理睬，只是看着窗外。窗外的树木跑得越来越快。

黑子爬上母亲的膝头，细声细语问：“妈妈，爸爸姓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