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两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此时听来，好笑吧？仅凭一身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候起，我陈独秀留洋，办报，坐牢，奋斗，实足摸索了十七年，至今才算彻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唯马克思主义，唯俄式革命！”

陈独秀这么明确地赞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倒也是没有想到。陈先生与李先生所思所想，看来是一样的。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过没有？”陈独秀果然又这样问。

“读过两遍。”

“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读过没有？”

“已经借得，尚未就读。”

“要读。还有，日本人河上肇写的《马克思唯物观》，亦可一读。再有，这一套《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校样稿，你可以带回去，先睹为快。”

“谢陈先生。”

陈独秀不顾脚痛，还是站了起来，走了几步，他的激情来了：“润之，我已经抱定一个信念，四万万中国同胞要站起来，所倚仗者，必马克思主义无疑！我们中国的脚，像我一样，已经扭伤了，在世界上已经站不直了，不赶快倚仗一种坚实可靠的主义，很难走路。你记住我陈独秀的话，中国，唯有倚仗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迎来德先生，迎来赛先生，才能使四万万中国人迎来永久之光明！”

毛泽东凝神看着陈独秀，胸中似有闸门渐渐升启之感。

十六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起了1920年在上海的这次不平凡的会见。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次会见确实颇具震撼力。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晚，毛泽东便在上海的下榻之处，细细读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第二天，太阳照着这间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看见大门前“湖南改造促成学会”的油漆木牌被东升的太阳照得熠熠发亮。他想，湖南也可能要亮起来了。这种亮，可能会很快，而且这种亮，跟张敬尧在不在湖南，可能并没有关系，而且跟湖南是否一省先行建国的设想，可能也没有关系。

可能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就在他这么细细琢磨着的一个月之后，张敬尧终于被逐出了湖南。张敬尧并不是被民众的抗议声所驱逐，而是在直皖军阀之间的混战中败走麦城的。身居上海的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消息时，却显得格外沉着。他已经不再相信湖南只走一个张敬尧便会出现新气象，而是深信唯有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工农坐了天下，湖南才能真正亮起来。他想，一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