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阿尔文·劳森做了一项实验，在筛除UFO迷以后，挑选出8个人，然后先由医生催眠，告知他们被外星人绑架，带到一艘宇宙飞船上，并受到检查。在没有进一步的提示下，要求他们描述自己的体验。结果证明他们极易受到诱导，叙述的内容同那些自称被绑架的人的叙述几乎没什么区别。的确，劳森对实验对象做了简单直接的暗示。但在很多情况下，处理外星人绑架病案的治疗学家都会按惯例诱导，有些诱导很详尽，有些则比较委婉。

正如劳伦斯·怀特所说，精神病学家乔治·加纳维曾对一个处在催眠状态下很容易受到诱导的病人提示说，某一天中有五个小时从她的记忆中消失。当他说到她的头上有一盏明亮的灯时，她立刻告诉他见到了UFO和外星人。当他强调她被外星人做过试验，于是一个详细的绑架故事便产生了。但当她从恍惚中清醒过来，看到那段录像时，她承认，她像是经历了一种完全失去知觉的梦中的感觉。然而，在第二年时，她仍经常回想那个梦中的情景。

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发现，未被施用催眠术的人也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认为他们看到了他们并没看到的东西。在一个典型实验中，她让接受实验者看了一部关于车祸的电影。在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时，他们会草率地做出错误的回答。比如说，尽管在影片中并没有红灯出现，但实验人员仍不经意地提到红灯。于是，许多接受实验的人都听话地回忆说看见了红灯。当谎话被拆穿时，有些人愤怒地提出抗议，强调说他们非常清晰地记得看到过红灯。看电影的时间和给他们的错误信息的时间越长，记忆改变的人也就越多。洛夫特斯认为：“记忆中的事件越接近一个被经常修改的故事，距离完整的原始信息也就越远。”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像孩子一样在商场走失的虚假的记忆——具有更大的情感上的冲击力。一旦提起有关的主要内容，病人经常振振有词地大讲这个事件的有关细节。很少一点提示和问题，特别是在治疗的环境中，都很容易地诱导出清晰的但完全是错误的回忆。记忆能够受到其他信息的影响。错误的记忆甚至会在对其毫不怀疑和不加任何批判的情况下被植入人的头脑之中。

康奈尔大学的斯迪芬·切希、洛夫特斯和他们的同事发现，学前的孩子对于别人的暗示特别敏感，对此他们并不惊讶。当孩子第一次被问到他的手是否曾被捕鼠器夹住过，他正确地否认了，但后来他又清晰地回忆起了那次事件的细节——自己编造的。当孩子被用更直接的方式告知“你小时发生的事”后，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很容易接受这些输入的记忆。观看孩子录像带的专家无法更好地分辨出他们所说的哪些是错误的记忆，哪些是正确的记忆。有什么理由认为成年人可以完全防止孩子所犯的错误呢？

二战时期在好莱坞度过的罗纳德·里根总统，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解放纳粹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时所起的作用。生活在电影世界的他显然将他看到的电影与他从没有做过的事实混为一谈。在他竞选总统的过程中，他多次讲述二战时期一个英勇牺牲者的壮烈故事，鼓舞我们大家。但那个故事从未发生过。那是电影《飞行之翼与祈祷者》（A Wing and a Prayer）中的一个情节。当我九岁时看这部影片时，它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许多同样的例子在里根的公开报告中也时常出现。不难想象当政治、军事、科学或宗教的领袖不能区分事实和虚幻时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公众危机。

在准备法庭证词时，证人们都受到他们的律师的指导。他们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复述那个事件，直到律师说“行了”为止。于是，在证人席位上，他们记住的是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反复讲述的故事。细微的差异被隐去了，甚至在主要的内容上也与发生的事件真相不相一致。证人们也许很容易就忘掉了他们的记忆被进行了人为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