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沧浪之水 作者:阎真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还是被赶出了县中医院。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药,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秦三爹说:“送卫生院!”马上有人抬来一张竹躺椅,两根楠竹扎起来成了一副担架。马二虎秦四毛抬着就走,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准备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路上摔了几个跟头,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没有一点感觉。走到半路,父亲的身体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裤腰带解下来想把父亲的身子绑在竹躺椅上,正绑着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我。我惊恐地问:“怎么了?”秦三爹把父亲的手抓起来说:“大为崽,开始冷了。”

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经凉了。我在父亲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处温热的地方,又把衣服掀开来,脸贴在胸前细听,凉意传了过来,越来越明显,最后我绝望了。父亲抬回三山坳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了,接着邻近的村庄也来了很多人。秦三爹说:“池爹他有后人,还是按老规矩办吧。”马七爹把自己的寿材抬来了,他拍着胸脯说:“我这把骨头,还可以熬个三年五年的吧。”我给他磕了头,马七爹说:“我受了你磕的这个头,棺材我就送给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说:“做个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他的话我懂了,却又不太懂。我还不能充分想象,自己吃了亏,还有什么合算。现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个好人真的合算啊!

竹棚扎了起来,这就是灵堂了。我跪在那里烧了九斤三两纸钱,把灰用布袋装了,给父亲做枕头。守夜的那天晚上,马二虎下山请来了响器班,买了两只花圈,还有鞭炮和冥币。晚餐开了五桌烂肉饭,有身份的人入席坐了,其他人自己拿只碗,在饭甑里舀一碗饭,加一瓢汤,再夹一撮剁辣椒,也算吃了一餐丧饭。九点钟一到,响器敲了起来。唱夜歌的拿着调儿唱道:“孝子磕头!”我还没反应过来,马七爹一捅我的腰,我就在灵柩前跪下了。响器停下来,放了一挂鞭炮,唢呐又吹起来。我平生没有听过如此凄凉悲婉的曲子,像天上飘来的声音,那调子都吹到心里去了。灵棚旁边生了六堆大火,烟弥散着,火光映着人的脸,在唢呐声中给人一种非人间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出殡,他们把赶制出来的寿衣给父亲换上,按照父亲生前的交待,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裹上白布,把许多生石灰塞进去,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一切准备好了,又架着我过去见最后一面。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只露出一张脸,像睡着了一样。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哭得气绝。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时辰到!”鞭炮响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拿着竹钉钉了起来。我挣扎着要扑上去,秦三爹说:“按规矩办!”两个年轻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头唱了声:“咦哟嗬,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到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把信给了池爹,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

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儿,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他看了信,便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就一头栽在地上,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而且,公布的罪状与他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一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请父亲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地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一九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一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一九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分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手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说:“崽子,你还没有学会做人,做人!”看着父亲身子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当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我绝望了。

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我说:“高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眼,都不做声。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头在灯下一支接一支抽烟。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子,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就进城去了。晚上回来,喘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渗了出来。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消息传来,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北风呜呜地吹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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