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菜场里和一个多年不见的老熟人说了一席话之后，他去了一趟县城的档案馆，他自己也承认自己这是一种古怪的热情。档案馆面朝南，在县政府的大院深处，那里长满了荒草。一条发白的砖石小道，一条不是很长的过道，通向院落。他毫不犹豫打开过道上的一扇门，后来他几乎很后悔自己的贸然行动，这个过道的门几乎就像一个机关。他一走进院子时候，就听见一阵风将那扇门关上了。他现在显然是无法再去打开门了。他貌似被关到了过道之外，事实上他却被关进了院落。院落里空荡荡的，档案室门窗紧闭，一把挂锁出奇的大，很是醒目。临午的光线在门口的一棵香樟树上，吱吱的作响。

前面是一堵墙，墙体已经剥落。墙跟前有几株攀援植物，还有几朵小花自顾自的开放着。他在台阶上坐了下来，一棵树的树影在地上一寸一寸的移动。

他被自己这个荒谬的举动弄得笑了起来，他想点一根烟，可是那边墙上有禁止吸烟的字样，他只得将香烟又放进了口袋。忽的，他站起身来，观察四周，看是否有什么出口。他想到，如果档案馆的人不来上班，他可能一天都要困在里面，无人知晓。他被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吓出了一身汗。他想起老伴焦急的样子了，他该怎么办呢。他还记得自己站在菜场里，抽了一口烟对老伴说，你先回去吧。他要她放心他马上就回家。他坐下来想着对策，他想爬上树，眺望，然后呼叫。可是他自己知道那样做是将自己置身一个更加险峻的境地。再说，毕竟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小伙子了，那个时候，他确乎就是骑在一棵树上渡过了难关的。

那会儿，他几乎每天都能听见喊口号的人从树下经过，他的名字也混杂在一堆名字当中。他的父亲是在路上死的，当时人很多，像一道汹涌向前的波浪。他父亲在戴着高帽子的人群里，走着走着，突然一软，然后就瘫倒在地上。没有人顾及到这个历史反革命的突发的心脏病，谁也没有听见他的疼痛和呼喊。有人甚至踩断了他的一条胳膊。他和几个热心人晚上将他父亲拖回了家，三天守灵未满，然后就悄悄的埋掉了。埋掉的地点，因为是黑夜，一直到后来他都无法确定，后来那一带搞了开发，砌了高楼，就更无从寻觅了。就在第二天的下午，他家楼下站满了人，甚至楼道，都被站满。他们无一例外气势汹汹，甚至有的携带凶器。他家的门忽然间被一些粗鲁的人撞开了。他们对他推推搡搡，当面给他扣上高帽子，然后他几乎被反剪着身子，很快就这样被粗鲁的拖上了街，人群的呼喊铺天盖地。什么父债子还了，什么反动革命的兔崽子了。每天批斗回来就躺在床上喘息，身上到处都疼，像是骨头要散架。

有一天晚上有好心人从他家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这个纸条他一直无法忘怀，上面写着：非常时期，人心不古，想法子脱身。他很感激那次提醒，否则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抗下去是无用，也是无意义的。后来他就选择了一棵树，这棵树现在还在公园里，它枝繁叶茂，可谓历经沧桑。它还多次的出现在他的梦里过。公园里有很多的人在树下，跳舞，打拳，抖扇子，练功。大概谁也无法知道这棵树曾经救了一个人的命。他的老伴是知道的，那还是很多年之后，这个事情是夹杂在当时很多平反昭雪的事例中被讲述的，只是他一直没有跟她说过，那个逃过生死一劫的人就是他自己。之后他几乎也没有这么说过，那是一段艰难岁月。他总是说，当年那个叫朱登奎的人，也该应他活了。那个时候谁能想到他一直在树上呢。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畏罪自杀了呢，因为在运河边找到了他的一双鞋，还有一封自绝书呢。

忽地，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还从没有有过一个如此安静的一个人的时光呢，一个老人难道不需要安静吗？可是他发现他一辈子下来，似乎从来都处在一种尘世的嘈杂和喧嚣里，他耳朵里从不缺少，儿女的争吵，老伴的唠叨，等等。他不由自主地又掏出烟来，只把烟横在鼻尖下来回的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