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儒学复兴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文人方案”。目前在这个国家具有强大制度性影响的还是以国家文化战略方式体现出来的文化发展设想。然而，对这种国家文化战略的检讨让我们看到，仿佛是为了配合东亚国家在文化上疏远中国的进程，中国自己也正以相当亢奋的状态投入到在文化上疏远其他东亚国家乃至疏远整个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进程。这尤其表现在近年来高调倡导的“特色拜物教”。根据这种思维定式，我国规划的每一文化项目都特别强调本国特色，比如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体制是中国特色的，文化精品评价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是中国特色的，等等。特色思维定式从不考虑一个问题：即如何使你所意愿的文化价值同时成为邻人和他人所普遍意愿的文化价值？这种忽略源于对所谓“普世价值”的误读，即认为价值的“普世”无非是帝国主义的谎言，“普世价值”无非是帝国主义的话语。

但是，基于特色拜物教的中国文化战略无法面对一个历史现实：百余年来，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在文化方面渐行渐远，该地区从原来的“共同文化圈”或“相近文化圈”变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文化冲突圈”之一。即以目前东盟－中国的“10+1”经济自贸区为例，论者深感这个区域经济方案的最大软肋是缺乏一个具有相容（更不要说是“相近”甚至“相同”）价值观的“文化软支撑”体系。

此外，基于特色拜物教的中国文化战略还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即把中国这个曾经代表着一个区域文明典范的“文明型国家”，彻底矮化为一个完全没有能力向世界贡献出任何典范文明的国家。

总之，在中国文化复兴所涉及的国内视野、区域视野（主要是东亚的视野）和全球视野这三个论域中，本文将聚焦于“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问题：首先，以当代韩国和近代日本为例，分析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其次，揭示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与其各自的现代性进程的基本联系；其三，指出东亚国家在文化上彼此疏远的现实对亨廷顿的“中华文明”理论提出了挑战；最后，探讨面对东亚国家民族主义，我们在文化战略上应当反思什么。

二、韩国“世宗大王现象”：文化民族主义建构的典型案例

这里先不讨论东亚文化民族主义的定义。为获得生动的现实感，笔者先推荐一个韩国“世宗大王现象”的案例。该案例梳理了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陆续将李舜臣和世宗大王打造为“武圣”与“文圣”的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窥知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是如何得到建构的。

2011年7月，笔者应邀到韩国考察，一路走访了首尔、庆州、大邱、安东和牙山等地，观光了景福宫、昌德宫、庆州新罗国诸王墓、石窟庵、佛国寺、海中陵、诗人李贤辅故居、文圣李退溪的陶山书院旧址、河回村柳氏兄弟故居、李舜臣显忠祠等国家或地区级别的重点遗存，沿途还寻访了一些村庄的墓地祠堂。韩国政府与民间对历史的珍视态度让我们一行一再发出“吾不如人”的感叹。

非但古迹保持完好，韩国现代文化景观塑造也多有经典之作。其代表作首推首尔市旧王宫前面的光化门广场（其地位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2009年，该广场经过大规模修缮。新的广场以草地花卉和灯光喷泉吸引着游人尤其是孩子，拉近了国家政治中心与普通市民的距离。然而，最显著的变化是广场上增设了一个巨大的世宗大王塑像。

此外，基于特色拜物教的中国文化战略还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即把中国这个曾经代表着一个区域文明典范的“文明型国家”，彻底矮化为一个完全没有能力向世界贡献出任何典范文明的国家。

总之，在中国文化复兴所涉及的国内视野、区域视野（主要是东亚的视野）和全球视野这三个论域中，本文将聚焦于“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问题：首先，以当代韩国和近代日本为例，分析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其次，揭示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与其各自的现代性进程的基本联系；其三，指出东亚国家在文化上彼此疏远的现实对亨廷顿的“中华文明”理论提出了挑战；最后，探讨面对东亚国家民族主义，我们在文化战略上应当反思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