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按照“外延性高增长”模式，文化即使走出国门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它不具备实质性的文化影响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曾举过一个苏联的例子。这个国家自1929年起开办对外广播，最初其语种只有德语、法语和英语，1933年增加到9个。到了1986年，这个数字竟达到75种（中国如今是40余种）！这个数字至今仍是无与伦比的。但这些数据决不表明这个国家获得了真正的文化影响力或“软实力”。事实上，1986年后仅仅5年，苏联便宣告解体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非得在“文化权力竞逐”的意识下观察地缘文化的影响力，那也应当意识到，“文化权力竞逐”的最终基础是“价值竞逐”。事实上，约瑟夫·奈在界定“软实力”概念时首先强调的就是“价值”概念。正是这种价值确定了某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内在的吸引力或感召力。什么叫“吸引力”或“感召力”？十多年前，美国人奈斯比特针对当时流行的high tech（高科技）一词发明了high touch的说法，汉语译界把它通译为“高文化”，这个译法在我看来未能尽善。实际上，汉语对high touch早已有个现成的对应语，那就是“直指人心”。“直指人心”是文化魅力或文化影响力的真正的和终极的根据。中国古人说“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这个说法虽极端却不失根本。对一种地缘文化或地缘传统来说，它的“德”应当是一种焕然彰显、直指人心的道义力量。从这个意义来看，强调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或想在权力竞逐中争夺话语权，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自己的文化在道义上对他人产生出强大的吸引和诱致力量。

然而正是在这种价值构建上，我们过于强调中国特色，就像我们在其他领域中也反复强调特色一样。“特色”意识本来应当是一种具体性意识或复杂性意识，而它一旦过度，就可能蜕变为一种拒斥普遍性的特殊性意识，变成一种倾向于在一切问题上自言自语的“隔离”意识。这就是本文所说的“特色拜物教”。

那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对国人、对邻国的人、对世界彼岸的人都具有焕然彰显、直指人心的道义力量呢？那就要考虑如何使我们所意愿的价值同时也成为他人意愿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取向才是当年影响东亚地区的“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根基——当时的汉字、儒学以及相关典章制度不是依靠强力推行于四海的，而是四方之人主动学习复制的。由此而论，“文明”这个概念就不仅像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是“文化认同”的最大单位。“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当被视为一种地缘性文化的本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值得称道，主要看它能否成为一个令他人熙然向往的文明典范。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华文化能否得到复兴，关键要看这个民族能否为当今世界提供令人向往的文明典范。而这个典范能否形成，关键要看它是否拥有一套同样为他人意愿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