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的手机先后响了四次。全是在医院陪护母亲的三姐发来的短信息。

待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这一觉睡得太沉了（头天晚上情绪低落，喝了两瓶啤酒），以至连绵不绝的“嘀嘀嘀”的短信声，竟一次也没有吵到我。

3：42——“情况不好，你能不能早点过来？”

没见回复。接着又——“我有点怕，妈刚才又吐血了，你早点来吧！”

4：08——“妈现在睡下了，你天亮再来吧。”（发了两遍）

我知道三姐一直用短信方式而没打我电话，是为了不让我受到过度的惊扰——她这人向来如此，除非是万不得已，即使对那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也强装出一副“处变不惊”的从容姿态，所有难处自己扛。像昨晚——她非要打发所有人各自回去休息，只留她一个人在医院值守，任谁怎么劝说也不成。她那股固执的劲头儿一上来，连别人对她的同情也轻易打消了。

但从她所发信息的语气上不难看出，当时面对突然咳血不止的母亲，三姐一个人该有多么无助和无措。她一定后悔了：为什么不留我陪她一起看着母亲。至少在心理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依靠。

向东。开车从东直门赶往位于大黄庄的民航总医院急诊室。一路迎着初升的朝阳，阳光刺得眼睛枯涩无比。我知道，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今天这缕朝阳，怕是母亲在这世上看到的最后一缕朝阳了。

其实母亲根本什么也看不到。

到今天为止，母亲在民航总医院的急诊监护病房里，已经整整昏迷了七天。氧气罩下积留着母亲粗重而浑浊的呼吸，只是证明母亲还活着，而母亲什么也感觉不到。母亲躺在房间最里侧的一张病床上，为的是最后不行的时候，不会惊扰到其他病人。

母亲的死，是早在她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就被宣判了的。送进来的时候，她身体的各个器官已呈现多功能的衰竭，连医生也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再治疗的必要了。只是母亲又在宣判的最后期限上，为自己偷偷加了六天。面对如此顽强、“垂死挣扎”的生命，每个接班的护士一大早都会笑着问我——“呵！老太太还真行！”我想她们后半句的潜台词一定是——“还活着哪！”语气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她们的不耐烦。（这要是你们的亲生母亲——你们会作这样想吗？“还活着呢？！”）

就为这，我曾一度幻想奇迹真的能在母亲身上发生。于是暗暗对沉睡的母亲祝祷：

“妈，咱就活着，气死她们！”

“妈，您可要争点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