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的时辰是2004年的5月6日，星期四，10点26分，正赶上“五一”长假的倒数第二天。阴历三月十八，都是双日子。

就在前一天，我和几个姐姐还在商量，要不要接母亲回家调养。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父母病危，子女们轮流值守，固然不失为是最公正、最劳逸结合的办法，但母亲已昏迷七天，病状既没有恶化，更没有好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眼看长假一过就要上班，谁能老请假昼夜陪护在母亲身边？即便能请假，巨大的住院开销也是当务之急的头等麻烦，如何负担？

据医生讲，母亲一旦离开现在的消炎药物和氧气，很快就完了——这些日子，母亲一直是24小时输液和吸氧的——在别人看来，我们已经算“放弃治疗”的不孝之人了。既然母亲自己那么坚持地活着，我们又怎么忍心不给她顽强的生命以最低限度的保障？坚持吸氧和使用较好的消炎药，是我们尚能承受的最后底线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降低了。

既然母亲注定要走，那就让她少受些痛苦——我们只能做这么多。

还能做什么呢——很多时候，儿女的孝心其实是和经济实力联系在一起的——“百顺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自古有论。

回家——还是继续住院治疗？到底也没商量出个结果。当天，三姐倔犟地坚持由她一个人值夜班——此前，为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夜里至少都留两个人。她的理由其实是直冲要害：“往后上班了，总不能都晚上耗在这吧！”要大家提早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万万没想到，偏巧那天晚上就出事了。

我记得当晚三姐一人在医院陪床的时候，我正转遍北京城的大小药店，询问有没有家用的简易制氧设备卖。有一种叫“氧立得”的制氧仪，用着方便，但一次药只能维持四五十分钟；用氧气袋，维持的时间更短。这对于需要24小时不停给氧的母亲来说，显然都不适用。一筹莫展之际，母亲断然以生命的戛然而止打消了我们的重重顾虑，把还在犹疑、矛盾中左右为难的儿女们，狠心晾在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