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和逯钦立先生将此诗和《乞食》诗系于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时陶渊明已是62岁的老翁。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檀任江州刺史的时间在宋元嘉三年五月，由此得知诗人晚年是在贫病交加中熬过的。连果腹的“菽麦”也成了他“所羡”的稀罕之物，更不敢指望潘岳所夸耀的“紫房”、“赪鲤”那样的“甘肥”了。当饿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的地步（《乞食》），他似乎也怀疑起不吃“嗟来之食”是否有点过分。到诗的结尾突然笔锋一转：“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完全否定了自己方才“深念蒙袂非”之说，强调越是在饥寒贫病之中越应坚持气节，越应有骨气。这首诗为了突出自己毕生信守的“固穷”之节，诗人使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先从反面“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说来，再以“斯滥岂攸志”一语遏断，使诗中的情感波澜迭起。吴瞻泰对此诗的评注深得诗心：“‘常善粥者心’二句，提笔作翻案，谓不食嗟来似亦太过。‘斯滥’二句，又归正意，谓固穷之志不容假借，则昔人不食嗟来，真余师也。一开一阖，抑扬顿挫，如闻愁叹之声。”吴瞻泰：《陶诗汇注》卷三，清拜经堂刻本。陶渊明在其他诗中多次抒写过“固穷”的气节：“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二十首》之二）；“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二十首》之十六）；“谁谓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之七）。“固穷”是儒家所推崇的道德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这句名言也间接地道出了“守拙”、“养真”何以必须坚守“固穷”之节的原因。一个人如果没有“固穷”的操守，一遇到贫穷就会无所不为：因受不了“寒馁”之苦而栖栖惶惶，因苟求富贵而钻营媚世，而一投机钻营就必定弃拙取巧，所以诗人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袍之为耻。”所谓“济意”就是听从自己“本心自然之运”，而“委曲累己”就是心为形役以致违背自己的本性。

由此可见，陶渊明宁固穷而鄙富贵，弃轩冕而归园田，是由于求富贵就将“委曲而累己”，守“固穷”则可“守拙”和“养真”。清温汝能在《陶诗汇评》卷三中说：“渊明一生，得力全在‘固穷’二字。固则为君子，滥则为小人。”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三，清嘉庆丁卯刻本。把陶渊明一生的价值与意义归结为“固穷二字”，使人误以为他有某种自虐的变态心理，好像他是为了“固穷”而“固穷”似的。其实，他并不认为富贵本身有什么不好——“岂忘袭轻裘”，只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取得富贵要以舍去生命的真性为代价，所以他才斩绝地说“苟得非所钦”（《咏贫士七首》之三）。“固穷济意”或“固穷夙所归”对于陶渊明而言既是一种人格修养，也是一种为了守护生命之“真”和为人之“拙”而做出的存在论抉择，他生命的终极取向是存在的本真性，《饮酒二十首》之十五说：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馀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