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以其能真正脱弃轩冕不耽世荣而“高于晋、宋人物”，并赢得“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同时他归隐后仍然“结庐在人境”，执着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所以他又高于那般岩居穴处冷漠弃世的僻隐之流。他归隐田园固然是对人际利害的超越，又何尝不是出于对人间的至爱与关怀？

在魏晋诗人所写的那些企希隐逸的诗文中，隐逸常常被想象和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如嵇康笔下的隐逸生活不是“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便是“乘风高游，远登灵丘，托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自谓绝尘埃”。阮籍笔下的那位“大人先生”更近于神仙：“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帷，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世所见，绯徊无所终极”，“先生过神宫而息，漱吴泉而行”。既然不以天下为意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既然游于神宫漱于吴泉，那么隐逸就变成了游仙，超脱俗世就变成了弃绝人世。

诗人们想象中的隐者可望而不可及，可敬而不可信，而《晋书·隐逸传》中所载的那些历史中真实的隐者也同样不近人情。嵇康临刑前曾说“昔惭柳惠，今愧孙登”，诗中的这位孙登“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同传所载的另一隐者郭文也是终身“不娶”，入于“吴兴余杭大辟山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名士温峤当面问他说：“先生安独无情乎？”还有一位隐者索袭，“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隐逸的动因常常是敝屣名利、尘视富贵，可对于这些隐居在土窟岩穴或无人之地，既不交当世又不娶妻子的隐士，他们轻名淡利的诚实性大为可疑。试想，如果不想博得当世或后世的美名，他们干嘛不让自己隐居在平民所生活的那些平平常常的墟落，过平民所过的那种正正常常的生活，让自己消融在这些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中呢？隐居于深山穷谷“无人之地”无非是要引起世人的注意和惊叹，不交于众以矫其清高，高自标置以显其孤傲，惊世骇俗以炫其不凡，这恰恰是以逃名的方式求名，以对人间情爱的冷漠来掩饰对世俗声利的热衷。

与以上这些诗文中想象的和历史中真实的隐者正好相反，陶渊明的归隐是回归到平民百姓之中，虽远离市朝但不索居于人世。如《和刘柴桑》一诗说：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