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特朗在主持大楼交付使用的仪式之后九个月就去世了。他生前强调，除了为法国的图书建造一所适当的保存处以外，他最关心的是要给巴黎的第十三区注入活力。他说，过去的城市规划者在巴黎的西部安置了许多“声望极高的要素”，诸如罗浮宫、埃菲尔铁塔、圣母大教堂、杜伊勒里宫等。在托比亚克建立一座重要的文化纪念碑，就可以启动“巴黎的中心朝东方调整”。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最重要的不是机能变化，而是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命运。

在国家图书馆新馆的地下各层穿行一遍，也许不会立即觉察，但是在设计的草图上却看得很清楚：图书馆的地下各层都位于塞纳河的水面以下。佩罗却很喜欢这个强加给他的严格限制。他写道：托比亚克楼建筑在535“巴黎东端塞纳河岸的一片工业废地上”；那是奥斯特利兹火车站上游的十七英亩土地，只允许他朝一个方向发展——向上。

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雷登（Philip D. Leighton ）是世界领先的图书馆

设计专家顾问之一。早在1991 年，巴黎的期刊《争论》（Le Debat ）就约请他写文章评论托比亚克的设施，刊登在该刊1991 年5 月号上。他虽然对法国的雄心壮举表示了敬意，但也指出了设计特有的一些问题，将来很可能造成困难。他写道：“毫无疑问，提出的方案气魄雄伟。”他引用工程造价高达十亿美元的估计来证明建造者的庄严决心，并且祝贺法国政府“具有承担如此壮举的意愿”，在当今的时代，世界各地都在考虑建造大型图书馆的长远任务。

雷顿把佩罗设计的“总体形式”比喻为“四条腿伸向空中”，中间安放一片平坦的“井”；看上去很像“在塞纳河边倒置着一张桌子”。他承认，四座高楼像打开的书本，这种象征手法很壮观；但是利弊得失都不少，值得好好考虑。要创造设计的视觉效果，四座L 形状的大楼就必须包含24个角，再加上地面五个井的20 个角，比一个单纯的四角大楼就增加了40个角。他解释说：“通常，建筑物越接近一个立方体，它的造价就越低。

更令人不安的是：佩罗计划把图书存放的塔楼中，经常受到阳光的曝晒；这个设计后来有所修改，窗户上装上了木制遮光板。“认识到周围环境对图书的生存极为重要”，是一个肯定的进步，但是并没有对更大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雷顿并未把托比亚克的设法方案和伦敦大英图书馆新馆进行直接比较，但是他对于两个方案储存图书的基本格局进行了讨论。

很有趣的是：一所建筑里最稳定的自然环境是地下室，最不稳536定的是地面建筑围体的边缘。一年四季，地穴的温度与湿度保持不变，然而楼上旗杆的温度却随着气温起伏不定。玻璃匣子会吸收太阳的热量，一旦吸收以后，必须靠机械的动能才会排除。玻璃墙内的遮蔽对于防止太阳热量进入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机械系统坏了，图书就会受到烘烤，烘烤肯定要缩短书籍的寿命。平均温度每上升十摄氏度，书籍的预期寿命就要缩短一半。图书是必须保存许多世代的，因此，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雷顿写道，“最可取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图书安置在地下，就像威尔逊在大英图书馆新馆所做的那样。然而在托比亚克，由于采用巨井来修建林园，这种办法已经行不通，何况塞纳河又靠得很近，就在咫尺以外”。

把图书存放在洞穴或地下，如果接近一条河，那就必须严肃考虑水灾的可能性。雷顿的建议是在大楼的四周再加一层“外墙”，“提供最佳的隔热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