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一向没有人说起我们其余人有怎样的想法，我母亲只专注于她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当时是女权主义时代，她热衷投身于对自身生存意义和身份的寻找中。结果，我受到的教育可谓支离破碎。我从来都没有用来写作业的书桌，也没有绘图桌，更不用说画架和绘画用品了。反之，对于我展现出天赋和兴趣的领域，我的母亲要么是不当回事儿，要么就是嘲笑一番。我的母亲并不了解她的三个较小的女儿。到了周六，我们打扫房子，修剪草坪，而她就给我们做饭，监督我们，可在这之后，她就又回到了她自己的世界里。她经常让我们四个人比赛，比较我们的天赋和智商分数。事实上，我的母亲只注重对我大姐一个人的教育，给她做特殊的食物，供她学小提琴多年，还会和她长时间地聊文学。她在我们搬去加州时开始痛恨我的父亲，并且选择我的姐姐凯西成为她的思想伙伴。我们其余人都得自己照顾自己。考虑到她的精神状况，这种善意的忽视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正如交叉水流一样，就在我母亲的第一个女儿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她的精神病开始显现出来，而且没有康复的可能。在那之后，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成年了，在此期间，她变本加厉地辱骂我们。我的母亲经历了可怕又破碎的童年，看着我们的性别特征越来越明显，即将变成女人，我觉得这触发了她心里的巨大恐慌和失落感。她曾保护我们不去长大，一直到她再也无力阻止。然后，她的痛苦从我们搬到科罗拉多州开始，穿透了我们家中的缝隙，开始将一切都覆盖上一层层黑黑的、无可言喻的愤怒和悲伤。

我的母亲合格了。在我看来，新开展的女权运动对她来说可谓意味深长，为她提供了一条逃生路线，让她可以放弃她的家庭。我的母亲用她的整个家庭换取了“女权主义女性”这个富于雄心壮志的身份。高高在上的她执迷不悟，还去上了大学，双修心理学和文学，最后取得了学位。她会在卧室里一待几个钟头写论文，她有一张白色大书桌，是她自己刷的漆，看起来古色古香。她在车上贴了一张车尾贴，上面写着“又一个为和平而努力的学生”，而被这张车尾贴覆盖掉的那张车尾贴上写的则是“又一个为和平而努力的母亲”。她瞧不起自己母亲的身份，却从未在离开学校后去找份工作。在我看来，她的精神病和貌似的不良品德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少女时期的我只觉得她是个虚伪的人。

我母亲身上有很多令人深感困惑的特点，和她在一起，我感觉特别糟糕。她憎恶我的创造力，我那日益明显的性别特征，我的朋友们以及我那崭露头角的人生观。她在谈论青春期的时候极尽嘲弄之能事，仿佛我应该为正值青春期而尴尬和羞愧。就连青春期里一些美好的事情都会引来她变本加厉的嘲讽和憎恨。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她烹饪美食的过程中，每一天，她都会计划做哪些食物，然后烹制出来，为的是给我们一个她所认为的最好的生活。

我的童年过得舒适、安全、奇妙，家庭氛围浓重，可到了十几岁时，我的生活就像一个战区。二十岁出头时我遇到了很多事，而我从六年级就认识的最好的朋友辛蒂一语道破了问题所在，因为她很了解我的家庭，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她都见过。“我很抱歉这么说，可你的母亲很怨恨你。”我并不会因为缺失母爱而感伤，对于我自己的母亲曾经多么可怕，我显然比她了解得多。然而辛蒂那么真诚地说出了这番话，则确认了我所了解的事情，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她，因为她有勇气坦率地说出那些话，她很细心、很善良。当时我不知道而她知道的，是一个母亲可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