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写道：

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且这种国乐，是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为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民族之声”。

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

这也许就是王光祈少年时即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投身中国社会改造运动，而后半生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原因。他从事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是为了实现创建少年中国学会时的初衷，即促使“少年中国”的出现。在音乐学上的努力和作为，依然是他倡导的少年中国运动的一部分。他的“少年中国”之梦始终深埋在心底，一生求索，孜孜不倦，不断变换思维，打开眼界，寻求出口。

到德国后，他先修政治经济学，但随着眼界的不断开阔，阅历的不断增加，自己对于中国忧患的深切思考，他发现政治经济学或许可以直接解决中国的衰敝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寻求中国的真正富强，实现“少年中国”之梦，根本上还是要致力于文化的改造，只有文化思维上的真正强大，中国人的内心才可能真正强大，重拾民族自信心，中国方可真正强大，而音乐恰恰是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孔子倡导“诗、书、礼、乐”，在他的哲学中，道德与音乐居于同等地位。音乐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音乐由来已久并有着博大精深的灵魂。从黄帝时期传说的音乐家“伏羲”到孔子常常抚琴以慰，中国的音乐几乎贯穿了整个民族史，音乐能唤起民族共同的记忆与共鸣，唤起故土之情，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它用旋律表达了民族特有的沧桑、历史与文化。于是，他转向音乐学研究。他开始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研究，并结合现代民间谣曲的发掘，他希望在总结中国既有音乐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创造“引起民族自觉心”的“伟大国乐”。这种具有民族性的新音乐不但要能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与西洋音乐形成一个对等形势，并使之“跻于国际乐界而无愧”。

翻开王光祈的生平著述目录，可以发现，除了20部有关中外关系史料、国防建设、德国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西洋艺术等译著外，还有17部音乐学著作。这一宏富的著述成果，源自他留德期间的勤奋刻苦。他因写作用功过度，曾不止一次晕倒在柏林图书馆中。有时头痛难忍，左手按住额头，右手奋笔疾书。他有那么多的心声要书写，他是那么爱自己的祖国，那么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古老而现在正遭受灾难的民族多找些出口，多进行些思考。自己的内心在召唤他，命运在召唤他，民族在召唤他，国人在召唤他，历史在召唤他。即使是德国专家学者，也对他这样顽强的治学精神，表示敬重和感动。而最后英年早逝，客死他乡，也是因为积劳成疾，终至脑溢血而亡。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别说今天优越的物质条件下绝大部分学生早已难以企及，就是在当时中国风云激荡，呼唤国人救国于危难之际，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中也极为罕见。他是一个不断自律的人，又不断有自我危机感。他的危机感来自尽自己最大力量拯救国人、拯救民族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