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开往英国的航船并不顺利。天气忽然起了变化，开始是起了大风，后来下了暴雨，船身不平稳，人在船上站都站不稳，等于是滚来滚去。大西洋的脾气十分暴躁。

“人生，有时候还不止这凶恶，我们有胆量进去吗？”徐志摩对同船的刘叔和说。

徐志摩站在甲板上，看着海岸线，前程是未卜的。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愉快，好像除去功课就是功课，但是这些课业的学习并没有给自己的心灵带来多少收获，徐志摩很是不满足，英国，会怎么样呢？他来英国的目的是为了寻访大哲学家罗素，想要学一点真知。 

戏剧性的是，等他到了英国，发现罗素早却被他的单位——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开除了，原因一是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是因为他离婚。第一条理由还可以理解，第二条理由就有点现在因为没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被开除公职的意味。不管怎么样，他没找到罗素，而罗素这个时候去了中国，去中国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和演讲，在中国的知识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徐志摩仿佛是千里迢迢去西天取经的玄奘和尚，来到了西天圣地却发现释迦摩尼去了中国，正在和他的大唐皇帝喝茶聊天呢。

不过西天虽然没有了释迦摩尼，不代表没有真佛，“既来之，则安之”，人在任何困窘的时候都会找到合适的中国古训来安慰自己，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华文化的释然之处。保持着对政治的热度，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师，继续学习政治学，攻读博士学位，不过后来他并没有坚持下去，而是以特别生的资格进入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最终转为了正式的研究生。

另一方面，他也没闲着，在伦敦四处寻找中国面孔，广交朋友。在这里他认识了陈西滢和章士钊，后来成为毕生的朋友。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因为想要在异国他乡很快打开局面，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先寻找自己的老乡，把老乡已获取的关系变成自己的关系，才好敲开英国的大门。陈西滢和章士钊果然没有叫他失望，很快就把他带入了英国的文化圈。

首先认识的是威尔斯，可以说这次相识，改变了徐志摩在异国的学习方向，把他从对政治的热爱转移到了文学上，从此，政坛少了一个天真、热情的政客；文坛却多了一个率直、执著的诗人。这一点是让我们庆幸的，因为，如果没有徐志摩，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诗坛将会多么寂寞；如果没有徐志摩这样浪漫的标杆，我们的生活除去枯燥以外还能不能寻到一些与性灵有关、与情趣有关的真正属于人生的乐趣呢。历史都是不喜欢自己被假设的，但是我们庆幸徐志摩来到了英国，因为一切美好由此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