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渴望的还是靠文字扬名，刚回国的几年，他一直笔耕不辍，四处投稿，想依靠一支笔来打天下。可是打天下的时候，难免有时候意气用事，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人，得罪一般人容易，得罪文人就难了。因为文人依靠笔为武器，和文人的争论是一场场的笔伐。

除去“算学与诗人”的大讨论之外，徐志摩又被卷入到好几场的争论当中，这里面有因为他留学归来带回的傲慢与轻浮引起的，也有因为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下判断过于武断引起了不同观点者的攻伐的，也有的是别人揪住他文章中的一些语句不放，断章取义，无端引起的争论。总而言之，这位年轻的诗人归国回来就成了文坛上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虽然他在欧美游学时的作派在初回国后难免有一些水土不服。好在，他性格开朗，喜于人交往，不愿树敌。故而，在当时的文化圈还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小将。

不过，徐志摩在文化圈子内一直没有找到归属感，起因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几个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徐志摩都打了交道，甚至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但总觉得和自己的脾胃不大相合。实际上，以徐志摩、陈西滢为代表的这群欧美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一直是散兵游勇。

直到，徐志摩下决心创立新月社。

这似乎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决定，因为“新月”二字取自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新月社这个名字更像是当时为迎接泰戈尔访华而取的。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漫不经心的决定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新月派。

新月社成立之初的目的是想办成一个类似于欧洲文化沙龙那样的组织，具体的设想是演戏，自己编一些戏来自导自演，但是这个设想似乎没怎么实现过，唯一一次演出是在泰戈尔访华期间为他祝寿而编排的一次即兴演出——《齐德拉》，这之后，排戏的事就搁浅了。

从新月社的挂牌到新月俱乐部成立中间的这段时间，徐志摩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陪同泰戈尔，做他这次访华期间的翻译。泰戈尔后来和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对徐的一生影响甚巨。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和秘书恩厚之一行六人抵达上海。到上海之后，泰戈尔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等地游玩，并且在这几个城市都做了演讲，受到了国人的巨大欢迎，据说去听演讲的人差点把演讲的会场压塌。

随后，泰戈尔来到北京，更是受到了隆重的礼遇。4月28日，他在北京的先农坛演讲，徐志摩担任演讲的翻译，听众极多，有二三千人之众。可以说，这位大胡子的印度老诗人的到来在中国的知识界和学生当中引起了轰动。

陪同泰戈尔，可谓徐志摩回国以来最快乐的时光，这快乐里面不仅有对老诗人的敬慕，还有一点是他经常可以见到林徽因。甚至，他们为了给泰做寿，还一起排演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一个心爱的人，你得不到她，却能看得到她，你着急，想要多看见她，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她一起去共事，更何况这件事是演戏这么有趣和风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