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不愿意走，她依然留在上海。徐志摩只身去了北京，借住在胡适家。工作，胡适也帮他联系好了，重新回北大教书。后来，他还接下了女子大学的课。时间安排得还是很紧凑的。没有课的时候，徐志摩常常发呆，不管是在朋友圈里还是独处的时候，他话变得很少，更不愿意参与打麻将这样娱乐活动。也许牌桌，在上海已经看得生厌了吧。

好在，北京还有一个去处：林徽因。本来梁思成和林徽因这时都应当在沈阳，他们在沈阳大学建筑系任教，可是林徽因得了肺病，留在北京养病。徐志摩到了北京的第二天，就去看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他这个举动也引起了陆小曼的不满。本来他对林徽因曾经那强烈的爱就是陆小曼心里的一颗刺。她不嫉妒和他生了两个孩子的张幼仪，她只嫉妒他心里那个不死的林徽因。徐志摩对陆小曼并不隐瞒和林的相见，一则他想见林徽因；二则他也想知道陆小曼那颗看似麻木的心里到底对他还有没有爱情，也许他还希望小曼能因为这个来到北京“看”住他；三则故作大方，意思是自己是君子之行，没有什么不可对人言的。不过他还是失望了，小曼丝毫没有来京陪他的意思，不能说她不爱他，但是她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活得舒坦了，就不愿意伤筋动骨找个新环境重新开始。

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恶化了徐陆两人的关系。徐志摩的母亲去世了，徐志摩赶回硖石操办丧事，闻听消息的陆小曼也打算回硖石奔丧。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一向讨厌陆小曼的做派，不允许她回来奔丧。反而张幼仪以干女儿的名义参加了葬礼。这等于说，徐家从来不承认有她陆小曼这个儿媳。小曼对徐家失望了，也恼恨志摩没有从中为自己说话。丈夫长期在北京，自己得不到婆家的承认，社会舆论上又对她颇多微词，在这种景况下，小曼的行为竟然有些收敛，开始努力拜师学画，也许正可谓痛苦是艺术的源泉，她的画艺大有长进。

这是徐志摩生命的最后一年，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并没有阻碍他在文学上的脚步。他和朋友创建了《诗刊》，办一本诗歌杂志一直是他的梦想，以前主持《晨报副刊》的时候他就出了几期专号《诗镌》，但那毕竟是小打小闹，这次他要正正经经做一本诗歌刊物了。此外，中华教育基金会准备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徐志摩是委员兼译事之一。众所周知的，志摩在几个月后就去世了，无论是《诗刊》还是莎士比亚，他都只做了领头者而没能参与下去，这不能不说是文坛的遗憾，读者的恨事。

我们能读到的他最后的散文是他给《醒世姻缘传》写的一篇长序，序里不仅针对这部作品做了文学评论，还写了自己对婚姻、对夫妻关系的感受。胡适评价这篇长序说这是徐志摩一生写得最长也是最谨严的文字。

1931年8月，他出版了生前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他在诗集自序里写道：“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 今年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