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回来，刘伯温并没有直接回老家青田，而是去了杭州。或许是觉得自己的gap year实在太长，刘伯温又决定出来当官了，职务是江浙教育局副局长（儒学副提举）。虽然也不算什么大官，但总算是正七品，比高安县县丞的级别高，这下刘伯温可以自豪地宣布他有资格被称为七品芝麻官了。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刘伯温当个官这么容易。正所谓“当官不是你想当，想当就能当”，可刘伯温就是想当就能当，因为从北京旅游回来的刘伯温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可以揭开刘伯温北上旅游的真正目的了：他是去“干谒”的。

所谓干谒，通俗地说就是拉关系走后门。在江西官场摸爬滚打，和几年的青灯苦读，刘伯温琢磨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在江西官场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太特立独行（当然，这是重要原因），而在于他没有足够强大的靠山。事实上，官场上不是不能耍个性，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牛人罩着，有多大的背景就可以耍多大的个性，没有背景就老老实实做人。

尽管刘伯温非常看不起拉关系走后门的邪道歪路，但过了不惑之年的刘伯温已经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年轻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刘伯温终于决定：该走的关系还是要走。自己当官是为了做事，为一个正确的目的，不妨使用些不那么正确的手段。这是他从自己的曾祖父身上学到的。

在无数次审视自己的关系网后，刘伯温锁定了一个人：不达世理原理。关于这个人，史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蒙古人，而且是黄金家族的后裔。他跟刘伯温的关系是“同年进士”，就是说他们同一年考上了公务员。

这关系说远不远，毕竟元朝总共才那么几次科举考试，每次也才录取那么几个进士；但是说近也不算近，从刘伯温后来的经历来看，这座靠山似乎也并没有帮上刘伯温多大的忙。

与此同时，在之前的旅行中，刘伯温通过一位叫徐舫的好友认识了当时的江浙行省办公厅主任（参知政事）苏天爵——我们前文提到过他，就是给元顺帝上奏折说帝国快变天的那位。

就这样，现在的刘伯温不管在中央还是江浙都是“上头有人”的人了。1348年，已经三十八岁刘伯温告别了待业青年的身份，再一次成了一名光荣的国家基层公务员。

儒学副提举这个油水少、是非也少的位置倒确实挺适合刘伯温的。在任期间，刘伯温非但把江浙的教育事业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大搞希望工程，建了不少免费读书的“义学”，让更多比较穷苦的孩子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顶头上司苏天爵对刘伯温的政绩是比较满意的，刘伯温自己却不太满意。虽然现在头顶上有人，头顶上的顶上还有个蒙古贵族罩着，工作开展起来顺风顺水，但刘伯温的志向远远不只是办好教育那么简单。在江浙官场混的这一年多来，他再一次亲眼见证了元末官场的黑暗，他发现自己耿直不阿的行事风格与元末沆瀣一气的官场氛围格格不入。

一样，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江浙的乌鸦没比江西乌鸦白多少。联想到自己北上时看到的种种人间惨相，刘伯温对这些庸官、贪官积压着无穷的愤怒。

“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呵，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但刘伯温不是清风，他是一枚丢进粪坑的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引爆。

没过多久，引爆的机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