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全家刚吃完晚饭，坐在一起聊天，突然听到有人在旅馆门口大喊：

“不好了！日本人打进北平了！日本人打进北平了！”

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使一屋子的人都愣住了。父亲“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出门去，母亲和姑母则惶惶然跑到窗前，我凑上去一看，见父亲和一个年轻人在门口说着什么。不一会儿，父亲又奔了进来，打开了收音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那里又蹦又跳，父亲大吼一声，转身就给了我狠狠一巴掌，我吓蒙了，竟没哭出来，母亲一把将我拉进她的怀里。这响亮的一巴掌使我忽然懂得去思考，为什么父亲会忽然丧失理性，如此震怒。这一思考宣告了我的童年时代的结束。

夜深了，母亲紧紧抱着我，自言自语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北平回不去，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她的眼泪流下来，滴进了我的脖子。

那一天是1937年7月7日，日本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家里乱成一团。母亲把一腔怨怒泼向了父亲，责怪他做事轻率，明明知道形势紧张还要我们到青岛来，落到这样一个结果，今后该怎么办？父亲并不为自己辩解，只是抱着双臂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好像根本没听母亲在说什么。姑母则一个劲地哭着，我们几个孩子再也不敢嬉闹，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傻傻地看着大人们。

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青岛危在旦夕。我们一家人不知该往哪里去。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了叔父的电报，说他们全家已经到了上海避难，让我们赶快过去。父亲当即决定，母亲和姑母先带孩子们去上海，他等料理完青岛的事后，随后就到。在这样的危难时刻，父亲不能伴我们同行，引起母亲不满，但时间紧迫，再容不得争执。当晚我们就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一早出发。

青岛火车站拥挤不堪，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臭气。父亲送我们到火车站时，去上海的车票已卖光了。他说再想想办法，让我们等着。半个小时后，满头大汗的父亲招呼我们赶快跟着他走。他开路，母亲殿后，姑母和几个孩子夹在中间，使劲向入口处挤去。里面的人见是父亲，做了个手势，父亲赶紧带着一串人从门缝挤了进去。后来我听母亲说，父亲用两个戒指买通了检票员。列车上爆满，父亲找到站在列车边的警察，塞给他一把钞票，警察就带着我们来到餐车边。车门打不开，父亲把我们一个个从窗口塞了进去，然后挥了挥手，匆匆离开。就这样，我们逃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