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七三年，当然不是一八七三年。那个年份，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纪念巴黎公社两周年大会；凡高还没有彻底疯狂，他住在伦敦，忙于园艺。他给弟弟提奥写信称赞自己的住处，说自己已经在小花园里播下了满园的罂粟和豌豆；弗洛伊德刚刚进入维也纳大学学医，离他写出《梦的解析》还需要十七年的努力。一八七三年的中国，慈禧太后还在垂帘听政，一面听着大臣的奏报一面有些心不在焉；“维新派”梁启超口含天宪出生，尚在襁褓。一八七三年三月十四日的《申报》信誓旦旦地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雷击致命。总的看起来，中国的一八七三年还比较黑暗，远不如一九七三年那样阳光灿烂。

我出生的那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揭发了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毛泽东在受到林彪折戟沉沙事件的强烈刺激后，终于想起了邓小平“人才难得”，决定重新起用他来治理国家；毛泽东还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便一起唱了起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机关，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批判孔子作为批林的一个重要方面；省委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通过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和《关于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计划安排》；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发放民用布票、絮棉票、纺织品券和购货券的通知》，凡在本市有正式户口的，每人发给布票四市尺，絮棉票一市斤，纺织品券二市尺，一张购货券。

一九七三年的外国，八岁的迈克·戴尔寄出一封充满想象力的申请高中毕业文凭的信函，这为他今后成为“戴尔电脑”的老板写下了传奇的一笔；猫王普莱斯利离了婚；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代功夫皇帝李小龙逝世于香港伊丽莎白医院，给世人留下无数遗憾和解不开的谜团；新一代高选择性口服避孕药光荣上市，解除了很多女人的惴惴不安；金大中被绑架险些碎尸沉海；村上春树还没有出名，还是文学青年，他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态地喜欢。那些人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村上说各种各样的事，后来，村上发现：这些说故事的人并不存在；库珀发明第一只移动电话，那部手机重达一斤半，长二十五厘米，宽四厘米，厚八厘米，实在更像一块板儿砖；英国内阁和议会高官卷入了嫖妓性丑闻，其中一名国防部次长被人偷拍裸照。他和两名妓女一边鬼混，一边吸食着后来被称为“麻秆”的香烟；波尔布特正在向着成为“佛国血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开始了集体化运动，“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等“过渡时期”的政策基本没用，唯一的手段就是发出指令和 AK47 冲锋枪。

没有人胆敢反抗，“红色血魔”波尔布特说：党有着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