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去听崔健的演唱会，人特别多。演唱会开始时，前台好位置上坐着很多拿赠票进来的老头老太太，音乐声一起来就走了一半多。二层看台的小伙子想和老崔做近距离接触，就扒着看台跳下去，好像成熟的豆荚从植物身上脱落。听完演唱会，我们在文化宫的饮食一条街喝着啤酒，他穿着水牛皮的皮衣，黑得发亮。然后我们一人拎了一瓶啤酒去广场上坐着。看着广场中心叫做“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巨大雕塑，我们都觉得很落寞。我那时候已经上了大学，开始装作知识分子，所以感觉共同话题不是很多。

海英后来结了婚。他结婚的第一年，带着爱人来我们家。新娘是我不认识的一个人，但看起来很舒服，一看就是个贤妻良母。海英变得很稳重，话也少了很多。我们还是在一起喝酒，他喝的时候再也不是无所顾忌，好像心事重重。

我参加了工作之后，彼此都很少见面。有一次我见到小学时的班主任立群先生，他说海英是一个很好的学生，这么多年来，只有海英每年还去给他拜年。先生没有指责我的意思，但我听了心中惭愧。可能是上的学太多老师太多，我把上学时对自己最好的老师都忘了。先生说，那一年海英是领着自己的孩子去拜年的，说是革命精神要代代传。

海英在我三十岁生日前后，遭遇车祸，非正常死亡。

他凄惨死去的那天，下着很大的雨。他死于肇事逃逸，尸体被家人找到，是在两天之后。没有人知道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没有人听到他的呼喊。他的母亲回忆说，那场雨很大，百年不遇，如果不是那场雨，他可能还会好好活着。

小时候，我和海英都是很调皮的人。

村里有个老太太，因为她的个子很矮，人们都喊她“小日本”。我们也学别人，对着那个小脚老太太调皮地喊。老太太却没有任何反应，还是蹑着小脚不紧不慢地走着，心无旁骛。

她一直这样活着，直到我大学毕业，还看到她依然健在。她是一个被时间和死亡遗忘的人，活到了一种大自在的境界，仿佛想活多久都可以，没有人可以剥夺她的生命。不像我们，生命如此脆弱，不经意间就消逝得无影无踪。

得知他的死讯，我哭了，为我的好朋友，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