嗒、嗒、嗒。短促的脚步声在咖啡厅内回响，可惜它一直找不到要找的对象，就像踏进了一个熟悉但却陌生的迷宫，它在店内转着，这里停停，再在那里看看，每一条路都走过了，就是遍寻不获。

他到底在哪里？陈淑芬焦躁地四处张望，再怎么看，张国荣还是不在咖啡厅里。

莫非他是刚刚走了？又或是他根本就不在这里？

陈淑芬抓起手机，连忙按下张国荣的号码。电话接通了，当听到张国荣的声音从手机中响起时，她松了一口气。

“Leslie，我已经到了。你在哪里啊？”

“我刚刚出去了，你先在那边喝杯茶、等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张国荣简单交代这几句话后便挂线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如此平静，和平常的他几乎没有任何分别，甚至是更加平静——仿佛是拂过湖面的微风，轻轻的，也凉飕飕的。

但是在微风低下的湖面，却是异常的平静。

就像是静止了，一动也不动。

陈淑芬在咖啡厅等了又等，但一直不见张国荣回来，内心更加焦急了。咖啡厅里的声音好像都消失了，但又好像仍然存在，只是它们都传不进陈淑芬的耳朵里。那些声音在说什么呢？是在说无伤大雅的愚人节笑话吗？抑或是在谈论近日来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沙士”？

无论在街上，抑或在店里，四周的人都戴着口罩。大家都看不清彼此的样貌，对方到底在笑，还是在哭，又或在生气，根本无人看得清楚。口罩变成一个又一个面具，取代了人们真正的脸孔，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人们都不敢露出自己的脸孔，既害怕飘浮在四周的病毒，更害怕和他人接触。

2003年的3月，也许是香港改变的转折点，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因为一片薄薄的口罩而变得更加厚重。所有的卫生建议，都是要设法把自己和其他人，甚至是和整个世界分隔出来。医学昌明，人心难治。

等了40分钟，陈淑芬的手机终于响起了，她连忙接过来。

“你5分钟之后在酒店门口等我，在正门，然后我就会来了。”谢天谢地，她终于听到了张国荣的声音。

陈淑芬看看时间，原来已经快6点半了，距离7点钟只剩下半个小时，于是她也没多想，立即结账离开咖啡厅。

4月的天气并不寒冷，可是却下着细碎的微雨，有别于冰冻的刺骨寒意，这种阴冷只会慢慢地吸啜着人体的温暖。

张国荣并未出现。

一秒、两秒、三秒，时间踏着疲惫的脚步往前进，缓慢得几乎没人察觉，但它确实在动，而且即使它再慢也好，人们急促的脚步也从来不曾追上它。

5分钟过去了。

张国荣还是没有出现。

时间继续前进。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相同的步伐，同样地溜走。时间，从来不停止，也从来不后退，总是这样安守本分……

晚上，6时41分。

“砰！”

一声轰然巨响在耳边炸开，吓得时间几乎要停下来。至少，这一刻，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有一种时间蓦地停止了的错觉。

陈淑芬错愕地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个黑影倒在地上，另外一些酒店门口的护栏被砸断了。

再仔细一看，那是一个人。

在那个人的旁边，是一辆巴士。

“不好了！”陈淑芬连忙跑进酒店，把服务生叫了出来：“有交通意外，撞伤人了！就在外面！快点叫救护车！”

陈淑芬又慌忙跑了出去。张国荣随时都会到来酒店门口，而陈淑芬心里清楚明白，即使刚才他表现得再平静也好，他现在患上了抑郁症，要是看到那个场面难免会受到刺激，所以她决定快步跑到另一边，把张国荣的车截停下来。

然而，跑了没几步，陈淑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张国荣还未到呢？也许他正在堵车？陈淑芬真心祈望张国荣还未到，这样的话她就可以先到街口截停他的车，这样他就不会经过酒店大门。

于是陈淑芬拿起手机，打了给张国荣。

可是这一次，电话没有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