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他想调走，然后又听说系主任舍不得放他走，他的那些同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跑去帮他求情，求情不成，就诋毁他的学术，有人写了匿名信，直接投到校长手里，列出条目，说《南京第十三》，至少有十三处是抄袭的。在西方，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原来在东方也适用。

领导依然没加理会。校长并不懂历史，也没看过晓洋的那本书，但他有他的判断：如果真是如此，这么长时间过去，怎么没见被抄袭者出来说话？

见这招不奏效，又诋毁他的人品，说他孤傲（校长说，不对呀，他不是挺有礼貌的吗？系主任也帮他说话，指责那些说黄晓洋孤傲的人，是因为自己不是他的对手），接着又说他跟女学生有染（校长说，有这回事？你们有证据吗）。这时候，校长的口气明显软下来了，系主任也不再坚持了。其实，他们心里亮亮堂堂的，然而，把晓洋留住，至少是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吧。

就这样，他回南京几个月后办好调动手续，来了渝州文理学院历史系。

这件事情，我是说，他往重庆调动的事情，我和父亲都一无所知。当他再次来到重庆，选一个星期天到了我们家，我该怎样向你描述我的心情呢？那是下午2点过，我父母到沙坪公园晒太阳去了（时令早已进入雾季，阳光要穿过厚厚的云层，洒到地上的，是一点花花太阳，但也弥足珍贵），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看书，听到敲门声，以为是父母，打开门，却是他！

我竟然没邀请他进来，而是堵在门口，也不跟他说句话。

还是他说：“杜主任在吗，我可以进来吗？”我才让开。

一切都从头开始。

以前那种暧昧的意绪，需要召唤才能回来。

一旦回来，就膏一样稠。

他在沙发上坐下，我把水给他端过来，才说父亲不在，但马上补了一句：

“爸爸很快就回来。”

他明显有些不自在，但装出大哥哥的样子，问我的学习。

我简短地回答他，而且都是以问句的形式回答，引他说话。

可不知为什么，我听不见他此刻的声音，只听见他那次在阳台上的声音。他重返重庆，一定是为了那个没能达成的目的，因此我听见的，是他讲述曾祖母被害的故事：雪地里的老人，还有那个日本兵……我当时就发现，这个故事跟他本人的关系，比跟前两者的关系还要大，大得多。

我的心痉挛了一下。对，就是痉挛。

我和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但距离比较远，我站起身，把水杯往他面前推得更近些，并顺势挨他坐下了。那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是怎样把头一歪，靠住了他的肩头，我是说不清楚的。我翕开嘴唇，等他。他呼吸急促，但没有动。空气潮湿。我抱住他的脖子，吻他。

一切都是我主动的。主动的反面是被动。我在主动当中也奇异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被动。这感觉是怎么产生的？……作为学画的人，我深知最容易打动人的，是“物理性”的顺当、妥帖、安定和松弛，而晓洋身上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些。

两人冷静下来，他才告诉我，他昨天就到了。

“为啥不来找我？”

这时候我是在他怀里，问话的声音很轻，却有了控制的意味。

他说：“我要先安顿好啊，学校照顾我，给了我一个单间，尽管只有壁橱那么大。”

“在哪里？”

“杏园。那里至少住了二十个单身教师，我在四楼，从天桥过去，从左至右第五间。”

我听得有些糊涂，猛一下从他怀里支起身。

他说：“我调到这学校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你说得对，礼物，对，礼物……他就是给我送礼物来了……

（杜芸秋连续摇了几下头，左眼和右眼交替被头发遮住，又交替露出来。）

一个多小时后，他起身要走。

我说你不等我爸了？

他笑。

我也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