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睡了过去。

我睡的时候是1975年，醒来时是1979年。有个高高大大的护士来为我打针，仿佛我先在别的楼层，现在搬到了二楼，护士还在楼道那边，就高声问：“在二楼啊？”她用的针头又粗又长，扎在我的肘弯处，扎几次扎不进去，有药水流出来。那种情形和痛感，现在也十分清晰。

当得知自己睡了三年多，我便问爷爷、大伯和父母，接着问芸秋、晶晶和岳父母——那时候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他们？而且我还问了李教授和安伯母呢。他们都好好的，我才想到自己。三年多啊，对我来说是一个空缺，我就像一幢楼，没修6楼7楼8楼，就到9楼了。我觉得自己很空，很不真实，觉得自己在未来的生活中没法与人相处，因为有一千多个日子，我没跟他们一同度过，也没读过一本书，没写过一篇文章，我在这段时间死去了，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当我从“梦中梦”里醒来，好像才明白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学校升级了，也扩建了，将明月河对岸的大片农田购买过来，还合并了周边两所学校，不足五百亩的校园，变成了二千多亩；不仅如此，还在万县设了分校，分校又是七八百亩。我刚调到重庆的时候，学院的学生不满三千，现在光本部就有三万余。学校热闹起来了，由小讲堂变成了大社会。

我没想到李教授还会关心学校的扩建，若干年前，他是学校的一块招牌，不知从哪天开始，反正是很早很早以前，就不需要这块招牌了，他成了这校园里的多余人，所谓多余人，不是多出来需要清理掉的人，而是有他无多无他无少的人，大概相当于路边的一颗石子儿吧。人人都对那颗石子儿视而不见，可石子儿自己说话了。今天中午我去他家，他问到学校的扩建，特别问到图书馆。

当年，主要是由他确定了图书馆的位置。

他说：“图书馆建在哪里的？”

我告诉他，还是在原址上，只是多出了一幢大楼。

他满意地点点头。

“我扶您去看看吧？”

他又摇头了。他说等我需要借书的时候再说，现在用不着。而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好像就没去图书馆借过书。更没有买过。他就把自己的残书反复阅读，在页边上写满了批注。

“我就是担心图书馆搬到中心地带去了，”他说，“那不行，那会闹出乱子。”

我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以前的图书馆像座碉堡，守住学校的北疆。李教授等一批初创者，差不多都是逃难过来的，逃了千里万里，才逃到重庆，若重庆不保，还要接着逃，因此，距离在他们那里跟别人不一样。把图书馆修到边缘，离中心区域是远了些，但走十多二十分钟路，能叫远吗？就算远一点也有好处：同时涌进去抢位置的人相对少些，摩擦也会跟着少些。

抗战期间的大学生，为去图书馆抢位置，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图书馆灯光昏暗，书本纸张又多为乐山产的嘉乐纸，红的绿的，比糖果纸还粗糙，印刷又坏，字迹模糊，唯坐在灯泡底下才能勉强看清。所以，抢位置也就是抢灯光。那时候的学生，一直都在抢灯光。傍晚时分，馆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不知情者，还以为是抢购电影票；门一开就涌进去，分头朝灯光下跑，笔记本挤烂了，笔挤丢了，手指挤破了……但还顾不了这些，占了位置，立即又去抢书，特别是老师指定的参考书。后来，图书馆顶棚被日机炸毁，学生照样去抢位置；电路损坏，一时修不好，电灯换成了瓦灯，显得越发昏暗了……

李教授以为图书馆没搬地址，就依然在校区边缘。他根本不理解扩建的规模。或许是不愿意去理解。当年，有人提议扩建中央大学，遭到一批教授和专家的强烈反对，说大学的“大”，是“精”的意思。反对者中，就有李教授。他不知道现在的图书馆虽然没搬，但差不多是在学校中心了。大学是三面观音，名教授是一张面孔，图书馆是一张面孔，教学和科研成果是一张面孔，既然图书馆这么重要，而且又是在另两张面孔缺失的情况下，怎么能修到角落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