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响应的，仍然是那些西方列强国家，英、法、美等国分别把驻奥使馆改为驻维也纳领事馆。

不久，中华民国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大使馆也按照外交部的要求，改为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并任命任可为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全面负责领事馆的各项工作。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自然是中国人的传统的两件大喜事。所谓“金榜题名时”，便意味能够谋个好的“官差”。“升官发财”是一般中国人的梦想和愿望。但此时的任可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知晓担负在自己身上的担子与责任沉甸甸的，他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局面和形势十分复杂与艰难。

唯一让任可略感欣慰的是，日本公使三鹰四木滚出了维也纳。日本政府将他调回国，对外，只说是公使馆降格为总领事馆，三鹰四木的职衔是公使，不便再领导日本驻维也纳的总领事馆。其实，在维也纳的日本人、中国人甚至维也纳人都知道，在中日论战中，他败给了任可，而且引发了维也纳人对“失道寡助”的他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反感，上峰认为他在维也纳丢了大日本帝国的面子，也使他自己颜面扫尽，只能把他调走了之。

但是，对日本人，任可什么时候都未掉以轻心。“中奥文化协会”举行最后一次“游艺活动”时，最后出现在舞台上的给任可的小女儿奉献鲜花的那个瘦小的人，经过自己领馆的人调查，正是日本领事馆的人，是一名日本驻境外外交机构中的“特务”。寄给任可的恐吓信与“子弹”，现在还弄不清是狗急跳墙、恼羞成怒的三鹰四木派人干的呢，还是那名特务干的。虽然任可痛恨三鹰四木，但是却宁愿是他干的，毕竟他已经夹着尾巴滚蛋了，但是，也可能是他的继任者干的！

不失外交官精明的任可，因为身上肩负的担子，也因为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尤其是不能让什么龌龊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日本人来打自己小女儿的主意，才有了故事一开头就出现的举措：在领馆负责买菜做饭的女杂役工去市场买菜时，无意中拿到女菲佣塞进她手里的一个小纸条并示意她赶紧回领馆报告，任可看到那张纸条上写着日本人正在打他女儿的主意，就立刻安排，将小女儿交给妻妹李薇，由她带着从维也纳南站出境回国。那时距他拿到外交部简任他为总领事的“委任状”不过一周。与此同时，任可对恐吓信与“子弹事件”秘而不宣，稳住领馆所有人的情绪，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岗位，在艰难之中，开辟新的工作局面！

他来到维也纳市中心一所巴洛克式二层小楼。“中奥文化协会”就设立在此地。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仅剩下一两名助手，在清理剩下的一些资料，门口，原来用德文与中文书写的“中奥文化协会”的牌子，已经被摘下。

他回想起自己刚被调任奥地利不久，迅速打开了局面，成为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不懂德文的临时代办铁德轩倚重的对象。作为一名外交人员，他在奥地利广交朋友，活跃于各阶层社会中。他借此组织了“中奥文化协会”，以推进两国关系发展。正是利用“中奥文化协会”搭设的平台，他到处宣扬中国文化。他至今还记得当他向奥地利人演讲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讲孔孟之道，讲仁义礼智信，讲孔子的礼乐观念与实践，令酷爱音乐的维也纳人对颇为不同的东方乐理感到惊奇称羡；讲老庄哲学，介绍诸子百家，令吸收了邻国的德国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尼采等哲学思想的维也纳人叹为观止，更令他们对不同于犹太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创造的精神分析学说的百家争鸣的中国学说如醉如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