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苏联领馆一秘果然带领她来见任可。这是一位干练、漂亮的女人，叫雷娅·莱米丝。任可与她简略交谈，问了问她的一些情况，雷娅·莱米丝答言谨慎，几乎是问一句答一句，但却表现得十分冷静。在国外早已阅人无数的任可猜想她一定是一名秘密工作者，很可能就是一名共产党的成员，为苏联人工作，否则苏联领馆不会如此关心她的安危。帮助犹太人，任可是愿意的，但她如果是一名苏共党员呢？任可略有踌躇。继而一想，国内自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已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一名逃难的犹太人，即使是一名女共产党，此时也应无大碍。

“这样吧，我把这位女士的情况上报给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请他们研究研究。”

这位一直不动声色的女子，此时漂亮但深深凹陷的大眼睛露出了一丝焦急与忧郁的神情，而那位带她来的苏联领馆一秘莫罗斯基，此刻不安地搓起了手指头。

“好吧。”雷娅·莱米丝柔声地说道。

“那么，多有打扰，我们就敬候佳音!”

虽然莫罗斯基这么说，但是面露尴尬难堪。任可猜想，他倒不一定真的是为这名女看护的安危着想，她服务的对象是苏联总领而不是他这位一秘，这位一秘更多的可能是感到脸上不好看，原本想帮助自己的总领办成这件事从而立一功，加深好感，现在回去不好交差。

莫罗斯基与女看护有些失望地走出领馆。莫罗斯基也接触过几位中国人，他知道，一般中国人说“研究研究”，几乎就是不办事或者根本就办不了的推托之词。所以，当女看护跟他走在一起，向他投来哀戚的目光时，他赶紧将自己的脑袋扭向一边。

任可忽然想起了一个办法。他记起，1937年秋季，立法院长孙科同傅秉常、吴尚鹰在访问莫斯科归途中顺道来维城一游，欢迎宴会上，除了谈起对奥地利局势的不同看法，孙科等人还盛赞苏联政府对他们的热情招待。

“除了按正常渠道向政府报告，可以找他们那时的随行人员再想想办法。”

于是，请示政府同意后，任可为这位女看护办理了签证。

既出乎预料又喜出望外的雷娅·莱米丝和莫罗斯基再次来到中国领事馆。当雷娅·莱米丝从任可的手上接过那张来之不易的“逃难签证”，一反常态，激动地留下了眼泪。她那原本因不安、焦虑与紧张而变得有些迷茫的海蓝色的大眼睛，在感激的泪水冲刷下一下子变得清明澄澈起来。

雷娅·莱米丝启程之际，不用任何人陪同，一个人专门来到中国领馆，再次向任可致谢并告别。从她那虽然还有些忐忑但却充满期冀的脸上，任可读到了一位犹太女子独身一人远赴千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时的恐惧但又庆幸的复杂心绪。而当雷娅·莱米丝告别后转身离去的时候，毕竟年轻的她，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搭乘“生命方舟”，行驶在蔚蓝色的大海之上，远方隐隐的地平线，逐渐显露出自己今后生命与生活的“自新大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