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修史者，往往从文字上解释这些理想如何美妙，而罔顾这种均富老调，不管唱得多么动听，在现实世界里，从来都是空头支票。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是，《天朝田亩制度》宣扬的消灭私产的主张，千百年来，不绝于史，一旦付诸实践，被消灭的永远只是老百姓的私产，总是把全民的私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从无例外。

太平天囯把老百姓的私产一律收归“圣库”，而天王和他的三亲六眷、诸王诸将们，则过着锦衣玉食、骄奢淫逸的生活，从来没有与平民百姓和普通士兵“同”过什么。李秀成供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其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刮各馆之银米。”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任何为这种现象找借口、找理由，或编排出一套一套堂皇理论去解释的努力，都应了民间一句俗话：“解释就是掩饰。”

不过，在太平天囯中，也有头脑清醒的睿智之士，干王洪仁玕便是其中之一。洪仁玕在太平天囯诸王中，是唯一在英国殖民地生活过四年的人。洪杨金田起事后，洪仁玕匆匆赶往参加，但追不上太平军的队伍，又被官府追捕，两度逃至香港，在西洋牧师处一面任教，一面自学。咸丰四年（1854）春，他由香港抵达上海，想赴天京，但因未能穿越清军防区，只得又折回香港继续教书，并任伦敦布道会道师。

四年香港生活，使洪仁玕有机会真正接触西方文化，并作了认真研究。咸丰九年（1859）初夏，洪仁玕终于到达天京。当时，太平天囯内部正在互相残杀，洪秀全左右无人可用，于是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雄心勃勃地向天王提交了一份施政纲领——《资政新篇》。

在这份纲领中，洪仁玕提出，政治的关键是“设法”，即立法问题、制度问题。一以风风之，一以法法之，一以刑刑之。洪仁玕着重阐述了“法法类”的重要性。他说：“所谓以法法之者，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立法善而施法广，积时久而持法严，代有贤智以相维持，民自固结而不可解。”他更进一步指出：“盖法之持在于大纲一定不易，法之文在乎小纪每多变迁”，“更当留一律以便随时损益小纪，彰明大纲也”。

至于“刑刑类”，洪仁玕则建议“善待轻犯”，“恩威并济”；反对无罪株连，法律与教化并重，从教育感化入手，引导人们走上正途。“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

《资政新篇》是最早把中国放在世界背景下，论证中国应该如何改革的著作之一。他说英国，“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俄国学习法国之“邦法……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日本与西方通商之后，“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 。洪仁玕列举社会、政治、经济建设方面一系列应兴应革事项，主张大力兴办医院、礼拜堂、学馆、四民院、四疾院等。同时他主张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利器，建造火船、火车、汽船，兴办银行、开发矿藏、修筑公路、建立现代邮政、办报等等，皆为利国利民的美举。

《资政新篇》虽然只是一纸空文，但无损于它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太平天囯的敌人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时，亦感慨地说：“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因此，与其说它是太平天囯的施政纲领，不如说它是知识分子向当局提出学习西方、改良政治的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