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都忙着给那些饥肠辘辘的难民找吃的，一个很爱搞恶作剧的实验室实习生鲍德温（Baldwin）也前来帮忙。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填饱那些腹鸣如雷的肚子：一连几晚我们都在医院的厨房里点上百份晚饭，然后用大推车将它们分发给儿童，如果有剩余我们再发给成年人。最后等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洗过澡、换上新衣服并且吃饱了后，把他们送到城里面不同的校舍或移交给红十字会。

我知道，这种擅自将珍贵的食物供应移作他用的行为，早晚都会被院方察觉，我们也一定会受到处分。在怀兹医生找我去他办公室时，我暗自祈祷不要受到太严厉的处罚，但我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被开除。我不仅擅自挪用食物，还完全忘了跟实验室请假，更别提去欢迎我的新上司了。但怀兹医生不但没训斥我，反而把我夸了一顿。他告诉我，在我照顾孩子的时候，他一直在远远地观察我，他说自己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工作起来像我这么专注快乐的人。“你应该继续照顾那些难民儿童，”他说道，“这是你的使命。”

我终于长出了口气，精神也感到一振。怀兹医生还告诉我他的祖国——饱受战争蹂躏的波兰，急需医疗救助。他给我讲述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那些犹太儿童在集中营里的悲惨遭遇，更是让我泪流满面。他自己的家人也受了很多苦。“他们身边需要你这样的人，”他说道，“如果可以的话，等实习期结束你一定要答应和我一起去波兰，帮我照顾在那里受苦的人们。”怀着对他的感激之情，备受鼓舞的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天晚上，医院的行政主管把我和鲍德温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又累又困的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脑满肠肥、自以为是的官僚。他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一面抽着雪茄一面盯着我们这两个不起眼的办公室技术员，把我们当成小偷一样。他要求我们赔偿分给难民儿童的数百顿饭的费用，或者是给出同等金额的饭票。“如果不赔，你们马上就会被停职！”

我顿时眼前一黑。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和见习的机会，可又拿不出这么多钱。回到地下室后，怀兹医生感觉到我有些不对劲，在他的追问之下我道出了实情。他满脸嫌恶地摇了摇头，然后告诉我不用理会那些官僚作风。第二天他就去找了苏黎世犹太社区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医院很快拿到了大量的粮票作为补偿。我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并再次向我的恩人怀兹医生保证，一旦战争结束就会去帮助重建波兰。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

在过去的数年里，我一直在帮父亲打理我们在安姆登的山间小屋，以便招待客人，但1945年1月初他让我和他一起去那里时，情况却有所不同了。不说别的，首先我需要利用周末的时间好好休息。可是他向我保证，我一定会对这次来的客人很感兴趣。他没有骗我，我们的客人来自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 for Peace，IVSP）。他们一行共二十人，大部分都很年轻，来自欧洲各地。在我看来，他们是聪明能干的理想主义者。大家在小木屋里高兴地欢唱说笑，然后饱餐了一顿。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成员们解释起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的来历。这个组织成立于一战后，之后致力于打造世界和平和合作，后来的美国和平队（American Peace Corps）就是依照它的模式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