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让我不可避免地将眼光放得更远，而不是只局限于医院内部。我和濒死的病人打交道的工作让很多同事都觉得很不舒服。医院里几乎没人想要谈论死亡，要想找到愿意承认有人就要死了的更是难上加难。你也很难从医生的嘴里听到关于死亡的事情。所以如果我在这一周里几乎已经没可能找到濒死病人的话，就会给住在附近霍姆伍德村（Homewood）和弗洛斯摩尔村（Flossmoor）的癌症病人出诊。

这是互利的合作。我为病人们提供免费的临床治疗，他们则同意在我的研讨会上接受采访。这种方法在医院里激发了更多的争论，他们早就认为我是在利用病人了，现在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开始公开表示对我的感激之情，这也让其他医生又多了一个恨我的理由。我输定了。

但我表现的却像是个赢家。除了忙着照顾孩子，在医院工作，我还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个组织。每月我都会为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筛选成员。他们对我也许是又爱又恨，因为我喜欢选择那些爱冒险的成员，而不像其他同事那样偏爱中规中矩的人。我每周还花半天的时间去芝加哥的盲人灯塔（Lighthouse for the Blind）组织，和父母们及他们的孩子们在一起。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在那里遇到的人，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面对命运之手的捉弄，都苦苦挣扎，不肯放弃。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应对方式。他们的一生就像在搭乘一辆云霄飞车，有时不幸，有时又充满勇气，有时沮丧，有时又极富成就感。我经常问自己，作为一位明眼人，我能给予他们什么帮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倾听，但也扮演拉拉队长的角色，鼓励他们“看到”自己仍然可以过上充实、积极、幸福的生活。人生是一场挑战，而不是一幕悲剧。

有时这种要求真的有些过分，我看到太多一出生就失明的婴儿，还有那些生来就患上脑积水的婴儿，他们一生下来就成了植物人，被送到研究所里度过余生，这简直是在浪费生命，那些孤立无援的父母也吃尽了苦头。我发现许多生下失明儿的父母，和我那些濒死的病人有着一样的心路历程。现实总是让人难以接受，但我们还有选择余地吗？

我想起了一位顺利经历了十月怀胎的母亲，她本该生下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但因为产房里发生的意外，她的女儿一生下来就失明了。她当时的反应就好像家里有人去世一样，这也是很正常的。但在大家的帮助下，她艰难地熬过了创伤期，并开始期待着自己的女儿海蒂有一天能够学有所成，掌握一技之长。这种就是很棒很健康的心态。

不幸的是，她在咨询了一些专家后却被告知，她的梦想是不现实的。他们鼓励她把宝宝送到研究所去。一家人都伤透了心，但谢天谢地，就在采取行动之前，他们找到了灯塔组织寻求帮助，我正是在那里遇到了这个母亲。

很显然我无法创造奇迹，让她的女儿重见光明，但我可以用心倾听她的烦恼。当她问我怎么想时，我告诉这位急于发现奇迹的母亲，每个孩子都会带着上帝赐予他的特别的天赋降临到这个世上。“撇开你所有的期望吧。”我说道，“你要做的就是将她搂在怀里，好好爱她，把她当做是上帝赐予你的礼物。”

“然后呢？”她问道。

“等到时机成熟，上帝就会让孩子展示她那项特殊的天赋。”我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说，但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位母亲也抱着新的希望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