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四周，我都在欧洲巡回演讲，几乎每天面对的都是旅馆、会场和机场。所以每次回到家里我都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回家的第一个早晨，我就沉醉在一片生机勃勃的田野中，听着八十多只羊、牛、骆驼、鸡、火鸡、鹅、驴子和鸭子热闹的大合唱，田野里还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在这里为那些没人关心的艾滋病儿童建造家园再合适不过了。

但只有一个问题；我的邻居们不同意我这样做。我经常接到骚扰电话，信箱也是不堪重负。“把你的艾滋宝宝带到别的地方去。”一封反映了大多数人观点的匿名信上写道，“千万别传染给我们。”

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宣称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我看来却并非如此。自从我公开宣布要在高地县建一座艾滋病患儿收养院后，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不断抗议。对艾滋病的恐惧迅速在人群中扩散开来，因为他们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很容易以讹传讹，受到煽动。在我忙着巡回演讲时，一位之前被我解雇的建筑工人，到处在村子里面散播关于艾滋病的谣言，并且组织村民联名签署反对我的抗议书。“如果你不想让这个女人把艾滋病带到我们这里，就投反对票吧！”他这样对人们说道。

他的目的达到了。1985年10月9日，全镇召开大会集体讨论这个问题。现场群情激愤，险些发生暴力事件。在当晚的会议上，这个县的两千九百名居民有一半以上都冲进了蒙特里城（Monterey）——郡政府所在地的卫理公会教堂（Methodist church），将本来就狭小的教堂挤得水泄不通。在没宣布收养艾滋病患儿的计划前，我一度是这个地区的知名人士，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爱戴。但当晚我走进教堂时，那些曾经在镇上跟我挥手打招呼的人现在却对我发出嘘声。我知道，让他们支持我的计划，根本没可能。

尽管如此，我还是起身走到了情绪一触即发的人群面前，向他们描述了我的收养条件：六个月到两岁之间，“身患艾滋病，没有玩具、没人爱、没有阳光、没人拥抱亲吻、没有享受过亲情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注定要在医院里度过余生，花费巨额的医药费。”我用真挚诚恳的语气说出了我的请求，但下面的听众却一片沉默，毫不动容。

但我并没气馁，首先我安排非常严肃认真的斯汤顿卫生部负责人发布了关于艾滋病的一系列事实和数据，其中也包括传染的途径。这足以消除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心中的恐惧。然后请一位女士向大家讲述了她的故事。她的早产双胞胎之一因为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虽然两个男孩共用一张婴儿床、用相同的奶瓶喝水并且一起玩玩具，但只有受到感染的那个不幸死去了。“另一个的检查结果一直是阴性。”她带着哭腔讲完了这个故事。最后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病理学家作为一位医生和一名父亲，也跟大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的儿子因为感染了艾滋病不幸去世了。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每位演讲者在发言时台下都是嘘声一片，民众的愚昧和仇恨让我感到十分愤怒，几乎就要抓狂了。我知道只要我宣布立刻从这个县里搬出去大家就会叫好，但我不愿就这么低头认输，于是我让大家提问。

问题：“你以为自己是耶稣吗？”

回答：“不，我不是耶稣，我只是想实践耶稣在过去两千年里教导我们要做的事，那就是爱你的同胞，帮助他们。”

问题：“为什么你不把它建在最需要的地方，而偏偏要建在这里呢？”

回答：“因为我住在这里，这里也是我工作的地方。”

问题：“为什么你不待在原来住的地方？”